【採訪】細窯村雷家堡村民 他是我們鄰居，據老年人說，原來他在我家對門開的染坊。 【採訪】細窯村雷家堡村民 雷履泰不瞭解，不瞭解，不清楚。&nbsp&nbsp

日　升　昌（三）

【解說】 昔日雷履泰一磚一瓦蓋起的院落，如今只剩下這個門樓還能依稀證明它們的存在。實地的調查很令人失望，翻遍了山西省的史籍方誌，竟然也找不到敘述雷履泰生平的隻言片語。最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書裡甚至連票號兩個字都沒有提到過。雷履泰確切的生卒年代無據可考，據推測，他的去世距離今天大約過去了130年。面對歷史長河，這個時間算不上久遠，但史料的缺乏使我們原本應該清晰的目光變得模糊。 這本書是研究山西票號最早的專著之一。它成書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書的作者是當時北平燕京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陳其田。他在寫這本書時，山西票號的許多夥計、掌櫃還都健在，但即使是這些人除了能認定票號確實由雷履泰創辦之外，對票號創辦初期的一些重要史實卻知之甚少。 出於無奈，陳其田只好將當時社會上流傳的關於票號起源的種種傳說，全都收集到自己的書中。這些傳說中最離奇的一種說法就是山西人挖到了闖王李自成埋下的寶藏，憑著一大筆飛來橫財，開始了獨步中國金融界的歷史。 關於票號的各種說法，至今都很難完全取得一致。那麼票號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採訪】孔祥毅　山西財經大學　教授 這個我想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想至少可能有這麼幾個原因，首先這個票號作為專業匯兌機構，如果光異地資金匯兌，至少得有這麼幾個先決條件，第一，得有分支機構，在異地沒有分支機構，你怎麼匯兌；第二，得資本雄厚，你在這裡接上錢，把人家錢收下，異地付款，異地你得有款可付，有白銀子在那個地方給人付，所以資金實力一定要雄厚；第三，信譽卓著，如果你沒有信用，你沒有，或者去了以後，（銀子）提不出來，人不相信你，就不敢把錢交給你，信用卓著；還有呢，就是組織人員的技術，如果說人員水平不高，技術力量不行，比如說，讓人冒名頂替呀，欺詐呀，最後把錢給騙走了，這也不行，還要有一套業務技術。這幾個條件，剛才我說四個條件吧，這幾個條件是票號專業機構誕生的先決條件，那麼，這個誰能做了呢？只有山西商人才能做。&nbsp&nbsp

日　升　昌（四）

【解說】 票號是一種金融組織。歷史上，不管是哪個朝代，也不論是什麼人，若想在金融方面有所作為，首先必須擁有相當雄厚的商業資本。大約從清初康熙年間到清末光緒年間的三百多年時間裡，中國實力最強、財富最多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了。 清道光二年，日升昌開業前後，當時著名文化思想家龔自珍為了緩解內地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穩固西北政局，曾向皇帝建議，將內地的大量人口，向西北邊疆地區遷移。 但龔自珍認為這個政策不適用於兩個地方。一個是江浙，因為那裡居民太柔弱，經不起西北的風沙。另一個就是山西，因為這個地方太富裕了，沒有人願意去西北吃苦。在談到山西的富庶時，龔自珍用了這樣一個詞“海內最富”。 清咸豐年間，公元1853年，清朝宗室惠親王綿愉對皇帝說，“伏思天下之廣，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過廣東、山西為最，風聞近數月以來，在京貿易之山西商民，報官歇業回家者，已攜資數千萬出京，則山西之富庶可見矣。” 擁有雄厚的商業資本給山西商人提供了開設票號的必備條件。但僅靠這一條理由並不能完全解釋為什麼票號這種先進的金融組織最終會誕生在山西。 這是一張清朝時，山西商人的商路示意圖。從這張圖上，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問題，首先在清朝中國的版圖上，山西基本上居於中央位置，這就使得山西商人在南來北往的商品流通中，佔據了一定的地理優勢。 其次，山西商人的行商區域雖然廣闊，但大體以西北為重心。這是因為，西北地區的自然條件比較差，經濟發展水平很低。中原和江南等富庶地區的商人，在本地投資就可以發家致富，並不一定願意再到那裡做生意。山西商人正好抓住這種機遇擠了進去，透過自己的努力逐漸培養起了一個廣闊的市場。 山西商人是中國商業史上最先做到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經商者，他們在全國遍設分號。貨物不論運到哪裡，都有山西商人設在當地的機構組織安排，在當時能做到這一點的只有山西商人。這種在當時近乎於網路化的經營方式，為票號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這些原因還只是對票號的橫空出世產生一種間接影響的話，那麼山西商人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