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　升　昌（一）

【解說】 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蘇州城裡延續半年多物價飛漲。 蘇州城的官員對這次突如其來的漲價，感到很奇怪。因為幾年來，蘇州一直風調雨順，既無災荒，也無戰亂。這樣的太平年景，物價為什麼會憑白無故地漲起來呢？ 當他們正在對這次漲價感到莫名其妙的時候，千里之外的山西省，在一個叫平遙的縣城裡，一家商號的生意卻越來越紅火了。 這家商號的名字叫日升昌。 日升昌做的是匯兌買賣，就是你把銀子交到它的櫃上，拿上一張由商號開出的匯票，到別的地方就可以憑票再把銀子取出來。正因為這樣的原因，當時人們把經營這種業務的商號叫票號。 日升昌是中國第一家做這種生意的商號。在它開張之前，老百姓出門辦事，不論是經商還是投親訪友，都得親自揹著沉甸甸的銀子上路，既費事又不安全。有了日升昌這樣的商號，人們再出遠門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覺得方便，自然登門做生意的人就多。日升昌的買賣也就越來越紅火。 那麼日升昌的生意興隆和蘇州城的市場波動，它們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 1828年春天，蘇州城裡的官員終於找到了物價飛漲的原因。當時江蘇省的最高行政長官——巡撫陶澍向皇帝解釋說，“蘇城為百貨聚集之區，銀錢交易全籍商賈流通。向來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每年來蘇辦貨，約可到銀數百萬兩……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賈，具系匯票往來，並無現錢運到。” 原來蘇州的市場波動，是因為那一年蘇州城裡一下子少了數百萬兩白銀的現金流通，市面上銀根吃緊。而這種局面，又是由於到蘇州辦貨的北方商人彼此之間已經習慣用金融票據往來代替現金交易。當時在這些北方商人手中轉來轉去的匯票，恰恰又幾乎全都是由山西那家叫日升昌的商號開出來的。 大清國的官員，蘇州城的老百姓，第一次真真切切地體會到了金融流通方式的改變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 平遙是山西中部的一個面積不大、人口不多的縣城。 直到今天，在這座縣城中都處處可以看到傳統中國的色彩。一圈高大的城牆把城市圍在當中，城牆的背後是一條條狹窄但排列整齊的街巷，街巷的兩旁大片大片分佈著青磚灰瓦的四合院。 日升昌就坐落在這座縣城的西大街上。 由於地處偏僻，今天的一些學者把日升昌形象地稱為中國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1823年，清道光三年前後，一個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開辦了日升昌票號。在那以後的一百年時間裡，陸續由山西商人開辦的這些票號曾一度控制了整個大清國的金融流通。正因為如此，山西票號被當時的學者梁啟超稱為“執中國金融界牛耳”。 【採訪】胡光明　天津社科院　研究員 你看它這個，因為跟俄羅斯的貿易到跟南洋各島的貿易，還有就是日本、朝鮮這塊，往來貿易後來越來載密切，所以它就需要大量的銀錢現金來支付。要是要現金支付那很困難，就訂票號，這個撥兌是最方便的辦法，省人、省力、快捷，它要求速度。所以咱們山西票號，它的經營範圍很廣。到歐洲這邊一直到莫斯科這邊；到日本到東京、橫濱、神戶這些地方都有；南洋，到新加坡那邊。 【採訪】朱蔭貴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所長 清朝政府的財政，政府的金融流通，更多地仰仗於票號。 【採訪】王兆祥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副研究員 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匯兌網路。僅日升昌、蔚泰厚兩家，就在北京、蘇州、漢口、廣州、長沙等地，開設35家分號。 【採訪】濱下武志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教授 我們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關山西票號的帳簿、信稿。我們整理發表資料集，然後我們發現，山西商人有些活動不止國內，還有些國外，或者是亞洲，東亞一帶的金融網路。 【採訪】鄭仲惠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教授 還有一個韓國的仁川也有，分行設立的是1907年左右。&nbsp&nbsp

日　升　昌（二）

【解說】 今天在山西的這座縣城中，雖然仍流傳著許多關於票號創始人日升昌大掌櫃雷履泰的傳說故事。 【解說】 這個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區劃上的名字叫細窯村，但村裡人卻把這裡叫雷家堡。村裡人之所以這麼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雷履泰經商致富之後，曾在這裡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採訪】細窯村雷家堡村民 去哇，到那家院兒去看一看。出了大門，抬著椅子，僱的伺候的，我們都是聽說的。（他出來）一般人就躲開了，他不和你們多說，僱的長工、短工，（用的）高騾大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