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奪取天京所需的糧草。儘管太平天國的軍隊編制極大，真正能夠武裝起來的並不多，由於裝備不足和新兵過多，太平天國北伐只能出動數萬人。

太平天國早期與清軍的交戰中，不乏以少勝多的戰例，與曾國藩的湘軍對陣也勝算極大，原因就在於注重精兵戰略，只派精銳老兵出戰，而且武器也十分精良。後期戰爭中，清軍將帥屢屢有以少勝多，乃至數千敵數十萬的戰報上奏清廷，對比前期被太平天國打得丟盔棄甲的戰例，實在讓人難以置信，不少人因此推測這些戰報多為謊報。事實上，這些戰報多數也是真的：楊秀清、韋昌輝在內訌中身亡，石達開出走，主持大局的李秀成、陳玉成等人兵力極窘迫，不得不把沒有訓練過計程車兵悉數派上戰場，這才出現了太平軍動以十萬計，戰果反不如從前萬餘人的局面。

兵渡黃河（1）

咸豐三年四月初一，林鳳祥、李開芳率軍衝破揚州清軍的封鎖，率軍北伐。關於北伐軍的編制，有史料記為二十一軍，也有記為九軍的，各家史料爭論不休。而據太平軍被俘士兵張維城的口供，太平軍在懷慶時共有九軍，是從清軍圍困中殺出來的，“聞說系官軍圍住，此九軍殺出來的”，筆者據此推測，太平軍原計劃北伐的部隊應該有二十一個軍，但只有九個軍成功殺出清軍的封鎖線，其餘部隊都被阻在揚州至懷慶一線。所以通常所說楊秀清派九軍兩萬人北伐的提法並不正確，北伐軍應該有二十一軍共五萬人，只是到懷慶後才縮水至兩萬。歷史學家范文瀾的提法與筆者相同：“派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率兵五萬，自揚州出發。三人都是廣西老兄弟，忠勇有餘，智謀不足……北伐軍棄懷慶入山西，沿途血戰，餘眾不過兩萬”。張維城的口供也證實了這一點：“過河者約三四萬人，未過河者亦有兩三萬人，在鞏縣住下，經官兵殺死兩三千人，因此鞏縣那一半賊都逃散了（范文瀾《中國近代史》）”。《金陵省難紀略》也說，北伐軍以湖北、安慶、江寧新兵為前驅突圍，自揚州到黃河渡口，死者數十萬，數目雖極誇大，但北伐軍自揚州突圍後確應損失不少兵力。根據張維城的說法，太平軍在過河前有六七萬人之多，一般說北伐軍才兩萬餘人，忽略了在懷慶之前北伐軍的損失。

關於北伐軍數量的記載，還有其他說法，比如陳思伯說：“督帶九軍約十一萬人……奉偽旨掃北”，“計林逆自南京領賊十一萬，至臨淮關，新增淮民至十七萬。沿途復增豫民，至汴梁省除逃去三萬餘，尚有賊十六萬。至鞏縣渡河，賊數已增至二十萬人。河中溺死萬人，不願渡河復歸南京者約四五萬，林逆渡河不過十三萬餘人。到天津後查冊不足十萬”（陳思伯《復生錄》）。太平軍的編制，一軍有一萬三千餘人，太平軍北伐的編制至少有九個軍甚至二十一個軍，陳思伯的提法，九軍十一萬人，比其他提法都更接近太平軍的編制，故民國時期的史家採用這個資料的人不少。到了現代，一般不採用這個資料，多數著作都寫北伐軍兩萬餘人，極少數歷史學家比如范文瀾先生，寫北伐軍數量稍多，也只有五萬人，未有一人採用超過十萬的資料。陳思伯的資料，酈純先生做了如下辨析：“如果北伐軍多至十數萬、二十萬人。則奉令抵抗的清方將帥決不致僅數千或一兩萬人”，若在懷慶“北伐軍共達十三萬餘人，則清軍勢難招架，何至圍攻不破”。筆者對酈純先生的學問十分佩服，但總覺得這兩處辨析沒有道理，按酈純先生的辨析，如果太平軍的數量真有十幾萬人，則清方的軍隊數目也應當大大增加。筆者以為這個說法太過想當然，太平軍數量龐大，清軍自然想增兵，但也得清軍有兵來增才行。清軍在與太平天國敵對的過程中，不少戰場上太平軍數量大得驚人，比如圍攻南京的太平軍老幼百萬之眾，雨花臺大戰李秀成號稱六十萬，但清軍與之對敵的，也不過數萬人。因為清朝的戰略部署已經決定了在區域性戰場上清軍捉襟見肘，想增兵而不可得。即使北伐軍的數量大得驚人，清廷也無力給勝保等人更多的部隊，因為清廷能調動的兵馬，也就那麼十幾萬人，除了各地防禦駐紮的部隊外，勝保領兵萬餘已是清廷能力的極限。至於第二個辨析則更脫離實際，如果北伐軍有十三萬人，懷慶一定可以打下，因為懷慶沒有打下，所以北伐軍沒有十三萬人。這個說法已經不太像是歷史考據，典型的為駁斥而駁斥，老先生有點意氣用事了。其實，以十三萬人馬打不下一個堅固的城池，這樣的戰例歷史上並不少，如以老先生的辨析類推，歷史上每一次以少勝多的戰例，因為“××的兵力如果真有數十萬，則對手一定會被打敗”所以“××一定沒有數十萬士兵”，那歷史上所有的以少勝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