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卻佔了很大的比重。

首先，北伐軍在北方沒有注意發動群眾，這是我國曆史學界一致的意見，也被認為北伐軍的失敗主要原因之一。北伐軍在北方行程倉促，並沒有太多時間宣傳太平天國的理念，北方人持重，短時間內也比較難於接受拜上帝教這種與傳統大相悖逆的思想，再加上口音問題，北伐軍的群眾基礎不可能太好。

其次，雖然太平軍的到來也推動了北方群眾的反封建鬥爭，不少群眾踴躍參軍，但“就其（群眾鬥爭）發動的深度或廣度來說，都還不如南方”（張守常《太平軍北伐和北方的群眾鬥爭》）。太平軍與群眾的聯絡並不總是和諧的，一般來講，南方比北方好，馮雲山、石達開等政治水平高的統帥和群眾的關係又比林鳳祥等武夫好。群眾不肯參軍支援，北伐軍又急切地要補充兵力，不少時候只得採取裹脅的措施。《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五輯輯有京城巡防處審錄北伐軍人員的供詞十七件。除一件系武邑縣人楊長兒供稱被北伐軍“出錢僱去”外，其餘皆系供稱被裹入北伐軍。這些人有“跟隨官兵挑負行李，到獨流”後被北伐軍裹去的；有在“趕集”時被裹去的；還有的在“城內看戲，不料長髮賊進城”而被“裹”去。李開芳在供詞中稱：“所到各處，裹脅的鄉民，也有用銀錢邀買跟隨的，亦有怕殺跟隨的。”李開芳這裡就提到了北伐軍吸收群眾參加的兩種擴軍方式。由於北伐軍“一路攻克州縣，得些庫銀以備全軍公用，如沿途購買糧草火藥之類，戰士不攜私財，所以銀錢並不全帶”（張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國北伐西征史》）。因此不難想象，被北伐軍用“銀錢邀買”的百姓只是少數，大部分非自願加入的百姓則是由於“怕殺”而“跟隨”從軍。

北方直隸、山東一帶是會黨起義頻繁的地區，反清復明思想在當地很有基礎，反清鬥爭此起彼伏。北方人長期以來透過白蓮教、八卦教等民間組織反清，太平軍則獨拜上帝，將其他神佛偶像一概視之為妖，“沿路遇廟就拆”，有時甚至“沿途焚廟以志軍路”（《光緒束鹿縣誌》卷三《歷代兵事》）。強烈的排他性加深了北伐軍與當地群眾間的隔閡，使群眾的響應和支援不如南方那樣熱烈。北伐軍在一些地方難以獲得群眾的切實援助，又急功近利地採取裹脅的辦法，這種隔閡更加極端化。林鳳祥、李開芳土匪習氣濃厚，北伐軍的軍紀遠不如諸王直屬的部隊一樣軍紀嚴明、與民無擾。林鳳祥個性偏執甚至暴戾，出於階級的侷限和狹隘的報復心理，對在北方不信拜上帝教的群眾，態度十分惡劣。這些肆意的擄掠行為和清軍誇大事實的宣傳更加深了北伐軍與群眾間的矛盾，以至於有些地方在北伐軍到來之前竟“人民逃亡，十室九空”。儘管有些聳人聽聞，卻也折射出北伐軍在部分群眾心目中的不佳口碑。

兵渡黃河（6）

這些被強行編入隊伍的平民，除了少數在軍營中受到太平軍老兄弟的感召而轉化為立場堅定計程車兵，多數不但缺乏戰鬥力，而且缺乏立場，反而不時地搞破壞，甚至公開地襲擊北伐軍。為了抵抗北伐軍的裹脅，不少北方人非但不把太平軍看成驅除滿清，解放自己的解放者，反而在清政府的煽動下起來襲擊太平軍。據《復生錄》記載：“北人強悍，不易擄掠，有一、二人在家守屋者，必伏暗處，俟賊入門，突出擊死，有賊看見，甘心送命，如無賊見，即將屍匿屋內，仍伏原處捕殺，謂為獲利。”北伐軍在鞏縣“尋糧”時，因“該處民多強悍，賊因搶而被殺者亦復不少”（《張文達公遺集》）。北伐軍由於軍紀廢弛，背離了金田起義定下的與民無擾的方針，差不多在北方陷入了反抗的北方群眾的游擊戰中。

不少被北伐軍裹脅的北方人，膽氣甚壯，甚至在軍中大加破壞，給北伐軍造成極大損失。北伐軍渡黃河“行至中流”時，“一脅從之賣姜者”將一火藥船“乘勢燒燬”，並“旋即投河”。其時北伐軍本就“火藥絕少”，“其用車載者”已於“汴城大堤外大雨淋溼。”而北伐軍正是因為火藥不足，才未能順利攻破（懷慶）城牆，最後只能避開東面的清軍解圍西走，從而失去了從山東取捷徑北上的有利時機，成為北伐軍最終敗沒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伐軍過興濟時，“有西商席姓者被擄，為賊執戈，乘隙刺匪首不中，賊臠之。”北伐軍至青縣後即“悉去脅從之在左右者”，以防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士兵的逃亡也是一個十分嚴重的現象，一個不小心數萬人就不知所蹤。北伐軍從開封撤離，一路急行至朱仙鎮，“次日查點人數，失去新掠淮民三萬餘人”。北伐軍圍攻懷慶不克，又無天京來的指示，被迫轉移西去。是時又有逃散情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