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背棄自己要求獲得拯救的希望。是黑人血液以他希冀不得到任何人幫助的願望席捲了他，使他為擺脫黑暗的叢林而狂喜，在那片叢林，他的心臟還未停止跳動，生命卻已止息，死亡成了期望和圓滿的實現。然後，黑人血液再次消退，正如在他一生中的所有的危急時刻，總是這樣。他沒有殺害牧師，只用手槍揍了他，又繼續跑，鑽到那張桌子後面，最後一次向黑人血液挑戰，像他三十年來一直進行反抗那樣。他蹲在那張被推翻的桌子背後，任他們開槍射擊結果他性命，而他手裡一直握著那把上膛的手槍卻沒有扳響。”

當時城裡住著一個名叫珀西·格雷姆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五歲，州國民警衛隊的隊長。他出生在這個城鎮，除了夏季野營的日子，長這麼大從未離開過。他太年輕，未能參加歐戰。但遲至1921年或1922年他才意識到這個事實，為此絕不饒恕父母。他父親是個五金商人，不明白這點。他認為這孩子只是懶惰而已，很可能成為無用之徒，可實際上孩子卻在經歷一場可怕的悲劇——他出生太晚，但又未晚到能逃脫對那段錯過的他該是個成人而不是個小孩的時間的直接瞭解。然而到了現在，戰爭的歇斯底里過去了，即使在歇斯底里中吵嚷得最厲害的人，甚至那些身受其苦、立功受獎的英雄，也開始相互側目而視，疑惑起來。他沒有人可以與之交談，吐訴自己的衷腸。事實上，他的第一次嚴重的衝突正是同一位退伍老兵毆鬥，當時那老兵講了這樣的話：要是有可能重新來一次，這回他願意站在德國一邊攻打法國。格雷姆立即接過話頭說道：“也攻打美國？”

“要是美國照樣犯傻去幫助法國的話，”老兵說。格雷姆馬上揍他，可他還只是個十多歲的娃娃，個子比老兵矮。後果不言而喻，格雷姆自己心裡明白。可是他甘願捱揍，決不罷休，最後還是老兵懇求一旁的人把這個小孩拉開。他驕傲地帶上了這次毆鬥的傷疤，卻跟他後來穿上盲目奮鬥得來的軍裝時一樣自豪。

後來，還是新的民兵條例拯救了他。他像個長期陷入泥潭、處於黑暗的人。他彷彿不僅看不見前面的路，而且知道沒有任何道路可走。然後，突然柳暗花明，他的生活有了明確目標。那些虛擲的年華，在學校裡被視為笨蛋，在家裡被看作懶惰、愚頑和庸碌之人，這一切統統都成了往事，忘得乾乾淨淨。現在他看見自己的生命展現在面前，毫不復雜，無可迴避，像一條空蕩蕩的一眼便可望穿的長廊，完全不用再費心思或另做決定，他主動挑起的重擔跟他的銅肩章一樣，光亮輕巧而又閃耀出尚武精神：對於勇往直前和絕對服從的精神抱著堅定不移的信念，堅信白種人優於其他任何種族，堅信美國人優於其他任何白種人，美國的軍裝比任何人的軍裝都高等，堅信他只需要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換取這種信念，這種特殊的榮幸。每逢有軍事意義的國家節日，他總要穿上他的上尉制服來到城裡鬧市區。人們見到他身上佩戴著閃爍發光的射擊手徽章（他是個神槍手）和徽條，昂首挺胸，嚴肅持重。他走在市民中間，那神氣既像個好鬥的武士，又像個驕傲矜持的小孩，遇見他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他與老兵毆鬥的情景。

他不是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成員，但這是他父母的問題而不是他自己的過錯。可是星期六下午克里斯默斯還沒有從摩茲鎮給帶回來以前，他已經會見了該協會在本地機構的指揮官。他的想法，他的講話，簡單明瞭，直截了當。“咱們得維護治安，”他說，“咱們得讓法律得到實施。法律即國家。任何市民均無權宣判一個人死刑。而我們作為傑弗生鎮的戰士，有責任保障它的實施。”

“你咋知道有人不打算執行法律呢？”指揮官問，“你是不是聽到了什麼說法？”

“不知道。我沒聽說。”他沒撒謊。他似乎認為市民說沒說什麼無關緊要，用不著撒謊。“問題不在這兒。重要的是咱們作為軍人，穿過軍裝，得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場，及時向人們表明這個國家的政府在這類問題上的立場，他們甚至沒有任何談論的必要。”他的計劃非常簡單，即把地方退伍軍人編成一個排，由他根據他的現役職務代行指揮職權。“要是他們不贊成我指揮，那也沒關係。我樂意作副手，要是他們同意的話。我當一箇中士或者下士也行。”他這話是真心誠意的。他要求的不是虛榮，他十分誠懇。他那誠懇勁兒，他那一本正經的樣子，使得指揮官只好放棄他本來打算斷然拒絕的初衷。

“我仍然覺得沒有這種必要。倘若確有必要，我們也只能以市民身份行事。我不能像你說的那樣濫用地方退伍軍人協會的牌子。說到底，咱們不再是軍人了。即使再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