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早期的西方也是一樣：“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對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象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家，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在中國，儒家孟子輕蔑地把商人稱為“賤丈夫”。《孟子？公孫丑下》裡便說：“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徵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然而，指出“士農工商”為國之柱石的管仲，卻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管仲興齊，用的正是商人的辦法，司馬遷評論他的當國之道時曰：“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

但也正是管仲變法中有“四民分業，士農工商”的話，頗為後世熟知，也引起了最大程度的誤讀。

管仲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國語？齊語》記載，管仲規劃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有兩千戶。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於交流經驗，提高技藝；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於本業，不至於“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薰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管子？小匡》中說：“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緻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制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於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自秦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四民分業”就被揚棄了，不過它成了戶籍制度的雛形，而匠籍制度則一直沿用到清朝。

而引起重大誤讀的是“士農工商”的排序。

後人論及於此，先是用知識分子或有學問的官吏替代了軍士，然後，又認為這是尊卑排序，以士為首，農次之，以工商為末，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末商主義”。而實際上，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乃並舉之意，並沒有先後尊卑之分。

遠古的中國人其實並不輕商。早在殷商時期，人們非常樂於、善於經商及從事手工製造業。商亡周興之後，周朝的建國者們在反思商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殷商之亡就是因為民眾熱衷工商而荒廢了農業，造成民心浮躁，國基不穩。因此，轉而推行鄙視工商的重農政策。在周制中，工商業者的地位非常低賤，金文中“百工”常與處於奴隸地位的臣、妾並列。《易？遁卦》中說：“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逸周書？程典》說：“士大夫不雜於工商。”《禮記？王制》說：工商“出鄉不與士齒”。也就是說，士大夫必須遠離商人，絕對不能與工商業者混居在一起，工商業者離開居住地則不得與士大夫交談。《周禮？地官？司市》中還規定，貴族們不能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管仲的立場則完全不同，他將“工商”與“士農”並列，認為這些人是“國之柱石”，如果當年管仲提出“士農工商”，是以“士農”為優，“工商”末之，那就很難理解他之後的變法政策了。

管仲將四民並列，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意識與覺悟，更是他的治國理念的體現。這位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於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

這種把工商業者抬升到與“士農”並列地位的觀念，在當時計程車大夫階層並非共識，《戰國策》中記載的姚賈與秦王的對話中就有一句：“管仲，其鄙之賈人也。”對管仲的商人經歷頗為鄙視。

而管仲的思想在後世被刻意淹沒，則是由於兩大原因。

其一，是齊國一世而衰，以商治國的思想徹底破產。

當時的齊國，坐擁最強國力，但卻採取了不擴軍和不兼併的“和平稱霸”戰略，管仲那些維持國際秩序的行動，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就在齊桓公晚期，中原的晉國和南面的楚國紛紛併吞小國，疆域不斷擴大，它們的軍事冒險無疑得到了更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