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而獲得的收益卻是穩固而長遠的。

一般來說，急功近利是商人的通病。如何能吃小虧，耐一時之難，獲取一條不盡財富滾滾來的巨利之源，應該是想成功的商人所必須理性思考的問題。

按照現代代換理論的觀點，利是忍之所得，忍的實質是先不求利，而求做事。封建時代，“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書一讀便是寒窗十年，所得的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縱橫商海和遨遊書山的道理一樣，急功近利的做法，根本別想獲得“黃金屋”和“顏如玉”。所以說：真正成功的商人，總是“先不必求利，要取勢”。

胡雪巖認為只有首先了解天下大勢，才能順勢取勢。胡雪巖非常瞭解：當時，首要的天下大勢就是“洪楊之亂”。他看準了“長毛”是不會持久的，官軍早晚要把他們打敗。既然天下大勢是這樣，那麼渾水摸魚、兩面三刀、投機取巧都不是地道的作為，最好的辦法就是幫官軍打勝仗。“只要能幫官軍打勝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虧本也要做。要曉得這不是虧本，是放資本下去，只要官軍打了勝仗，時勢一太平，什麼生意不好做？到那時候，你是出過力的，公家自會報答你，做生意處處方便。”

瞭解了天下大勢，就能順勢取勢。勢在官軍這邊，自然要幫官軍。只有昏頭昏腦的那些人，才不計社會大的走向，僅為眼前的蠅頭小利而斷送了大好前程。洋人那一面也是這個道理，“洋人雖刁，刁在道理上。只要佔住了理，跟洋人打交道也並不難辦”。

這種看法，在海禁開放之初，確實有著與眾不同之處。因為照一般人的見解，洋人不是被看做茹毛飲血的野人，就是被視做不可侵犯的神人，結果就無法與洋人平等往來，做出了很多滑稽可笑的事情。而胡雪巖一開始就守定了講道理、互惠互利的宗旨，自然為他商業上的發達做了心理準備。

一個人的事業是時代、環境和個人稟賦共同作用的結果，胡雪巖從錢莊夥計成為富裕顯赫的商界巨擘，除了他能把握時代契機，還與他卓有成效的取勢用勢分不開。

首先，胡雪巖借取的是“權勢”。在這方面，胡雪巖的確有其過人之處：他不惜丟掉自己的飯碗挪用錢莊銀票資助王有齡，送愛妾給何桂清，在西征時協助左宗棠籌餉運糧購買軍火等等，使得胡雪巖在官場有了超常的“權勢”。事實上，在官場上的屢屢得手，只是胡雪巖取勢借勢的一部分。因為光有權勢，並不能使胡雪巖的商業活動達到完善的境地。

胡雪巖借取的第二個“勢”是“商場勢力”。這方面最典型一例就是在上海，他壟斷上海灘的生絲生意，與洋人抗衡，從而以壟斷的絕對優勢取得商業上的主動地位。胡雪巖聯絡商場勢力與洋人抗衡，就是想辦法把洋莊都抓在手裡，聯絡同行，讓他們跟著自己走。至於那些想脫貨求現的，有兩個辦法：第一，你要賣給洋鬼子，不如賣給我；第二，你如果不賣給我，也不要賣給洋鬼子。要用多少錢，拿貨來抵押，包他將來能賺得比現在多。胡雪巖認為，只要官府出面封鎖，上海的生絲就可能搶手。但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控制住上海生絲貨源的絕對多數，達到壟斷地步。而與商場勢力龐二的聯手更促成了胡雪巖在生絲生意上獲得優勢。不過，胡雪巖審時度勢，認為禁止生絲運到上海，這件事不會太長久的，搞下去會兩敗俱傷———洋人自然受損，上海的市面也要蕭條。所以，這方面自己應該從中協調，把彼此不睦的原因排除掉，叫官場相信洋人，洋人相信官場，全力把上海市面弄熱鬧起來，以賺取最大的利潤。此時胡雪巖做勢已成，在商場上已有了絕對的發言權。有了發言權，就不難實現他借勢取利的目的。

胡雪巖藉助的第三股“勢”是“江湖勢力”。江湖勢力在晚清漸趨衰落，主要是因為各種社會經濟因素變化引起的。不過即使大不如前，江湖勢力仍不可小視，他們一直以各種形式重新組合，發揮著自己的作用。比如國民黨時期上海的青幫，蔣介石還曾投帖門下，借重他們以求在上海灘立足。

胡雪巖借取的最後一個“勢”就是“洋場勢力”。在胡雪巖首次做生絲生意時，就遇到了與洋人打交道的事情，並且遇見了洋買辦古應春，二人一見如故，相約要充分利用洋場勢力，好好做一番大生意。胡雪巖在洋場地位的確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為西北平叛而特設的上海採運局。

縱觀胡雪巖靈活變通官商之道，其突出特點就在他的“取勢用勢”。官場勢力、商場勢力、洋人勢力和江湖勢力他都要，胡雪巖知道勢力和利益是不分家的，有勢就有利，因為勢之所至，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