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著稱的郭沫若先生更是乾脆以一頂“今屈原”的高帽相贈。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視角與評價，柳亞子的才華成就得到了普遍的頌揚。包括南社的歷史地位，也從一個抵制新文化的同人文學社團，一躍而為“與同盟會互為犄角，一文一武共襄國民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可以想象，生平對知識階層一向不大感興趣的毛以及黨內同人對柳之所以如此推許，除了他藝術本身的天賦以外，恐怕還著眼於抗戰勝利後盡一切可能爭取黨外進步力量支援的大局。事實上，那時的柳不僅與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等被朝野視為*鬥士，甚至因過於同情*被國民黨開除黨籍也已有數年。一位擁有不可忽視的輿情力量與聲望的文化名人——這就是也許為柳自身所茫然不知的價值與籌碼。而四年後北京解放，當他應邀前往共籌建國大計，因所受禮遇和倚重程度與想象中相去甚遠，從而大發脾氣時，毛澤東卻明確告訴他：牢騷太盛防腸斷！　接下來到辭世的近十年中儘管他被委以中央政府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等職，但與他心目中輔君王治天下或那首和毛《沁園春》詞中“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的政治雄心相比，恐怕難免已有幾分恍如隔世之感了。

當然，作為一名有著明顯性格缺陷的傳統文人的代表，柳的自負、簡傲、不容易伺候在朋友圈子裡也一向大大有名。這一點甚至當他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舞臺上最初亮相時，就讓人有幸好好領教了一番。如果我們現在回到蘇州張公祠初創南社的那個深秋的下午，就會看到在社事初定，觥籌交錯，言笑晏晏，詩興逸飛之際，僅僅因為詩歌寫作問題上的一些不同意見，當選為書記的柳突然就和社刊編輯、詞學專家龐樹柏與好友蔡哲夫大吵了起來。由於柳的觀點既偏激又霸道，加上他一向聞名的嚴重口吃，於激烈的爭論中處於劣勢也就在所難免。但柳隨後採用倒地大哭這樣一種極端方式確實令他的革命同志都大吃了一驚，並一時不知所措。在二十年後寫的《南社紀略》一書裡，柳還在試圖為自己當時所扮演的荒唐角色進行辯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爭他們不過。我急得大哭起來，罵他們欺侮我，檗子（龐樹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歡以極端手段處置個人情感上的任何壓抑與窒礙，從行為學的意義上說，屬於精神人格的某種隱疾。從他後來掛冠孫中山總統府、想擔任南社惟一領導的主觀意圖受阻時斷然宣佈退社、受蔣介石冷遇就向蔣宣戰、共產黨給的待遇不到位就上詩毛澤東乞隱等事件來看，無論手法與作派幾乎都同出一轍。因此，儘管生活為他提供的舞臺與時代背景全然有別，投射在他深度近視鏡片上的二十世紀的光線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臉部卻習慣於深埋在挾策求售，致君舜堯的古典政治夢想中，時而得意忘形，時而怨氣沖天。至少其人生格局與思想特徵與他仰慕的前輩文人如吳梅村、龔定庵等看不出有什麼兩樣：即廟堂與江湖間一個自負異才，言行放誕的所謂名士。認識這一點也許相當殘酷，但對那些與柳有著大致相同的毛病，熱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當代文人們不啻一帖猛藥。

柳亞子的牢騷（2）

古鎮黎裡與北面一個同樣古樸的市鎮同裡相映成趣地坐落在三一八國道的兩側。即使以汽車時代的速度而論，它們之間的距離也需車主以一百碼的車速開上約三十來分鐘方可抵達。而另一座海濱小城金山則相距更遙。在中國現代的文學史或政治史上，這三處地方之所以往往被視作一個整體，其主要原因恐怕還出於地理學之外的某些因素。事實上如果不是一百年前南社的三位領袖人物——柳亞子、陳去病、高天梅——分別出生於上述地點，確實很難讓人相信還能找出什麼別的理由將它們如此密切地聯絡在一起。同樣讓人納悶與意外的恐怕還有柳的突然成名，因為在南社成立以前，這位後來歷官三朝，名傾朝野的政治人物不過是一個普通鄉村教書匠的的兒子，身材矮胖，雙目近視，而且還患有相當嚴重的口吃症。惟一值得他驕傲的也許只有十六歲當年所僥倖考取的那名秀才，這使他有機會在縣城松陵結識了同樣前來應試的陳去病與金天翮，並從此眼界始開。次年由陳介紹加入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教育會，並與蔡元培、鄒容等民初風雲人物有幸相識，不妨視作是文學家柳亞子向政治家柳亞子所邁出的第一步。當時年方十七、自稱維新人士的柳表面上似乎有意將自己打扮成一位革命狂人，口袋裡藏著擬上清帝光緒的萬言書和用肥皂自製炸彈的秘方，言詞激烈；行為乖張，私下裡的打算卻因對包辦婚姻深惡痛絕，伺機在滬上的時新女校裡找一位才貌雙全的新潮女性做老婆，而且鞋子尺寸必須三十七碼以上。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