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話只有一句當代熟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重山間的田園

一

任何一個時代，文化都會分出很多層次，比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複雜得多。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贏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別，很難找到統一的數字化標準。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於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寧肯回過頭來對著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著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扎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型別。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樣。

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說來，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號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別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眾的口味所改造，而民眾的口味又總是偏向於誇張化和漫畫化的。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於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於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於仙（魯迅說“近於妖”），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有趣的是，民眾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當頑固。這種亂世群雄的漫畫化人格圖譜會長久延續，即便在群雄退場之後，仍然對其他人格型別保持著強大的排他性。中國每次社會轉型，總是很難帶動集體文化人格的相應推進，便與此有關。

中國民眾最感到陌生的，是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晉名士對於三國群雄，是一種反叛性的脫離。這種脫離，並不是敵對。敵對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大多發生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之內，就像同一盤棋中的黑白兩方。魏晉名士則完全離開了棋盤，他們雖然離三國故事的時間很近，但對那裡的血火情仇已經毫無興趣。開始，他們是迫於當時司馬氏殘酷的專制極權採取“佯謬”的方式來自保，但是這種“佯謬”一旦開始就進入了自己的邏輯。不再去問社會功利，不再去問世俗目光，不再去問禮教規範，不再去問文壇褒貶。如此幾度不問，等於是幾度隔離，他們在寧靜和孤獨中發現了獨立精神活動的快感。

從此開始，他們在玄談和奇行中，連向民眾作解釋的過程也捨棄了。只求幽虛飄逸，不怕驚世駭俗，沉浮於一種自享自足的遊戲狀態。這種思維方式，很像二十世紀德國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在布萊希特看來，人們對社會事態和世俗心態的過度關注，是深思的障礙，哲學的墳墓。因此，必須追求故意的間離、阻斷和陌生化。

我發覺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學術界，對於魏晉名士的評價也往往包含著很大的誤解。例如，肯定他們的，大多著眼於他們“對嚴酷社會環境的側面反抗”。其實，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主體，對社會環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會用權謀思維來選擇正面反抗還是側面反抗。否定他們的，總是說他們“清談誤國”。其實，精神文化領域的最高標準永遠不應該是實用主義，這些文人的談論雖然無助於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