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亡國之君皆由於不肯守成也。”

他在東巡後的一系列文章中宣佈“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於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乾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症的補品。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於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於“艱苦奮鬥”“勤政愛民”的教導忘於腦後，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慾，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鬥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於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範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範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後，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裡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透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開啟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麼，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裡。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後，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後，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透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佈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德優於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於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