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後，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麼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遊蕩，使得社會處於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註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於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湧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於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這是各級政府出現鉅額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於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專案都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藉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鬥，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於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於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汙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汙，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溼”，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他自認為已經非常凌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後，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麼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後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適於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