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輕，以龜為紋，價值三百錢，這便是所謂的“白金三品”。同時，下令各郡縣銷燬半兩錢，統一改鑄三銖錢，民間敢於私鑄貨幣者皆判處死刑。

漢武帝本想透過更換貨幣的方式，緩解當時嚴重的財政危機。然而，由於各郡國分散鑄幣，鑄幣質量難以統一，這為盜鑄留下了空隙，再加上早在漢文帝時便允許諸侯國和百姓私鑄錢幣，民間鑄幣工藝已經極為成熟。因此，朝廷雖然以嚴刑禁止，但民間私鑄貨幣現象仍然極為嚴重，以致貨幣極為混亂，漢武帝的貨幣改革非但沒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通貨膨脹，百姓生活更為困苦。

為此，張湯又建議漢武帝禁止民間私鑄鐵器和煮鹽釀酒，將鹽鐵和釀酒全部收歸朝廷所有。對於鹽鐵這兩大暴利行業，漢武帝自然早有耳聞，於是立即採納了該意見。

不過，想要將鹽鐵收歸國有，則必須有懂行的人才，然而早在漢高祖劉邦時，朝廷便已經將冶鐵、採礦、煮鹽等下放私人經營，任由百姓開採，當時民間精通此道者不在少數，反倒是朝廷缺乏相應的人才。

無奈之下，漢武帝只好在那些大鹽商、大鐵商之中物色人才，後經新任大農令鄭當時的推薦，漢武帝任命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兼領鹽鐵事務，又以自幼精通理財的桑弘羊為侍中，參與鹽鐵官營規劃，負責“計算”和“言利”之事。

東郭咸陽本是齊地的大煮鹽商，孔僅則是南陽的大冶煉商，兩人憑藉著煮鹽和冶鐵，家業累計千金，乃是極為熟悉鹽鐵行業的行家。而桑弘羊則是洛陽商人子弟，自幼受環境影響而極為善於理財，年僅十三歲時便因“精於心算”而名聞洛陽，被漢景帝徵為侍中，此後因長期在漢武帝身邊伴讀而深受寵信。這三人利用自己的優勢，分析制定鹽鐵官營事項，就連細微末節都能分析的面面俱到。

不久後，東郭咸陽和孔僅便乘車自長安出發，到各地督促實行官辦鹽鐵，建立相應的衙門，將煮鹽、冶鐵事務全部收歸朝廷所有。同時，漢武帝又按照他們的建議頒佈詔書，禁止民間私鑄鐵器和煮鹽，敢於犯禁者受左腳穿鐵鞋之刑，工具和貨物全部沒收。

然而，由於當時朝廷缺乏相應的技術，東郭咸陽和孔僅為了確保鹽鐵官營政策的推行，只能選擇一些大鹽商和大鐵商中來擔任鹽官和鐵官。孔僅由於經常巡視各地鹽鐵衙門，辦事盡心盡力，三年之內便被升任大農令，位列九卿。

彼時，朝廷有兩套財政系統，其中大農令負責外廷財政，收入來源主要是土地稅和人丁稅等朝廷賦稅，而少府則負責內廷財政，收入來源則是工商雜稅。鹽鐵官營之後，便等於將這兩項賦稅從內廷轉到了外廷，皇帝自己的收入不免有所降低。

為了增加內廷收入，漢武帝又在張湯等大臣的建議下，開始對商人加徵賦稅。早在漢高祖時，為了恢復農業生產，推行重農輕商政策，為此對商人徵收算緡，然而呂后執政以後，為了刺激商業發展，便又廢止了這項政策，直到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漢武帝劉徹才重新恢復政策，下達算緡令，不過當時只是對擁有市藉的商人徵收運輸車稅。

元狩四年（前119年）冬，漢武帝為了增加收入，再度下達算緡令，而這次針對的則是全體商人、手工業者，而且完全是按照資產徵收的財產稅。明確規定，凡是經商和發放高利貸的，每兩千錢便須繳納一算（即120錢），手工業者則減半；凡是向三老、北部邊境地區以外地區運輸貨物者，商人一部車子徵收兩算，普通人則減半；五丈以上的船隻，每艘亦徵收一算。

最初，財產稅的徵收方式主要是依靠財產自報，然而商人逐利，為了少交錢，很多商人、手工業者都隱瞞不報或者少報。於是，漢武帝不久又下令告緡，即鼓勵商人、百姓之間互相揭發偷稅行為，並以偷漏稅款的一半作為賞賜。

自西漢立國以來，便長期推行輕徭薄賦政策，主打的就是一個讓利於民，然而漢武帝由於財政壓力太大，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則不得不改變策略，開始“與民爭利”。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鹽鐵官營”確實給朝廷增加了大量財政收入，正因如此才被後世王朝所沿用。不過，該政策推行之初，卻並算不上順利，由於很多鹽官和鐵官都是由商人擔任，這些人雖然熟悉鹽鐵業務，但卻極度看重私利，他們紛紛利用職權營私舞弊，以致生產出來的鹽鐵不僅價格極高，而且質量低劣，據傳他們生產出的鐮刀甚至連草都割不斷。

結果，原本的大商人透過賄賂東郭咸陽和孔僅，搖身一變成為了朝廷官員，擁有了官府背景的他們，愈加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