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加速變暖，但氣象學家在這段時間觀察到的卻是明顯的變冷過程。人們也很早就知道，一些自然事件，如地球公轉軌道的顫動、太陽的明暗等等，會對溫度和氣候產生影響。但這是氣候變化的部分或者全部原因嗎？另外，儘管地表溫度記錄顯示全球正在變暖，而氣象氣球卻發現，高空中大氣的溫度並沒有變化，這也是事實。為了說明這些問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科學家建立了計算機模型來模擬氣候情況。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第一份報告於1990年公佈，報告認為，大氣中溫室效應氣體的濃度正在增加。它預測，如果情況“一切照舊”的話，在21世紀，每十年氣溫將升高0�3攝氏度（0�54華氏度），同時海平面每十年將上漲6厘米。因此，到21世紀末期，平均氣溫將比現在高出3～4攝氏度（5�4～7�2華氏度），海平面將上漲60～70厘米，大約為兩英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進而認為，要保持目前的二氧化碳濃度，當前溫室效應氣體的排放量必須減少60％～80％，這意味著最重要的工業和交通運輸系統基本上都要被關停。儘管這一結論是世界上兩千名頂尖科學家的權威看法，但其中還是存在一個問題。根據計算機模型的測算，在過去一百年間，氣溫應該增長約1攝氏度（1�8華氏度）左右，但實際測得的溫度增長僅約為0�5攝氏度（0�9華氏度）。而且計算機模型無法解釋1940年至1970年間天氣變冷的情況。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意識到，在運用計算機模擬雲層方面，它遇到了麻煩，計算機不能完全涵蓋某些細節情況。因此，這場科學家之戰還得打下去。

與此同時，歐洲也在興起環境保護主義。儘管歐洲沒有和美國類似的環境保護主義歷史，但1952年的倫敦大霧成就了1956年的空氣清潔法令，而歐洲大陸上的人們也注意到河水、溪流還有空氣正在變得汙濁不堪。20世紀60年代末期我曾在荷蘭住過，到現在還記得當時荷蘭媒體討論萊茵河橫穿歐洲後到達阿姆斯特丹時糟糕的水質情況。更重要的或許是，酸雨在歐洲和在美國一樣開始成為一個問題。1974年4月間，蘇格蘭雨水中測得的酸度為正常水平的1500倍。1982年，德國黑森林地區的樹木有7％已經或瀕臨死亡。三年後，這一數字上升到了50％。在瑞典，1980年已有4000處湖泊乾涸，另外5000處也為時不遠了。出於對環境的擔心，法國於1971年設立了環境部，其它歐洲國家不久也紛紛開始仿效。

公眾對環境事務日益增長的關注與另外一種政治潮流恰好不謀而合。儘管歐洲人歷史上都是信奉猶太教和基督教，但不少人在20世紀還是接受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無神論思想。當然，法西斯主義在二戰中遭到了失敗，共產主義70年代開始在走下坡路，而社會主義也被主流的中產階級社會秩序所同化，已和保守主義相差無幾。反對資本主義的左派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礎和理由。於是它找上了環保事業。環境保護主義在許多方面都無懈可擊。保護環境的人自然會被看作正義的一方。這使得反對集團化和反對全球化成為合理的行動，當然，它需要有大政府和強管理才能將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加給西方社會。歐洲大部分左派都接受了方興未艾的綠色運動，並很快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1979年，綠黨進了瑞士的國會，四年後，綠黨在德國全國選舉中贏得了近6％的選票，成為議會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最終，綠黨將成為德國執政聯盟的一部分，一位叫約什卡·費舍爾的前左翼激進街頭示威人士還佔據了外交部長一職。這種環境保護主義和居於主流的美國環保組織相比，更多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它對實際問題的解決不感興趣，只關心崇高的革命事宜和方針政策。多數歐洲國家的環境部門，如果不是綠黨本身掌權的話，最終也會被綠黨的觀點所支配。正是他們在聯合國各個工作實體和里約熱內盧會議上成了歐洲的主要代表。

相比之下，美國的政治主張在兩屆里根政府和1988年的老布什政府期間平穩地轉向了右傾。這種新的保守主義的一大主要表現是不信任大政府和反對制度的約束，尤其反對據認為掌握在不創造經濟價值的官僚手中那些束縛有經濟效益企業的條文。里根的第一任內政部長詹姆斯·瓦特就削減了旨在保護瀕危物種專案的資金，推動了將偏遠荒涼的地區租借出去開發石油、天然氣的努力，並從聯邦政府的管轄範圍內大幅度減少了環境規劃管理方面的責任。更重要的是約翰·蘇努努的看法，他作為老布什政府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在里約熱內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