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就要衝鋒，就要不斷掃蕩各條戰壕。這期間，海邁不停地吃瀉藥丸——足以把他的屁股撐破，假如他曾經有過屁股的話，但是他不再有一個屁股了，他只是想像他在上廁所，他只是想像他在坐著拉屎。實際上這個廢物蛋是在發呆。有許多營業所要照料，每一個營業所都有一幫送信人，他們如果不是假設的也是虛幻的，但無論他們是真是假，確切還是不確切，海邁都得從早到晚把他們差來差去，而我則堵窟窿。其實這也是憑空想像的，因此，當一名新手被派到一個營業所去，誰又能說他會今天到那裡，還是明天到那裡，或是永遠也到不了。其中有些人在地鐵裡或摩天大樓底下的迷宮迷了路；有些人整天就在高架鐵路線上乘來乘去，因為穿著制服是可以免費乘車的，也許他們還從未享受過整天在高架鐵路線上乘來乘去的樂趣呢。其中有些人出發去斯塔滕島，卻到了卡納爾西，要不就是在昏迷中由一個警察帶回來。有些人忘記了他們住在哪裡，徹底消失了。有些人我們僱用在紐約工作，卻在一個月後出現在費城，好像這很正常，而且是天經地義的。有些人出發去目的地，卻在中途決定，還是賣報紙更容易些，然後他們就會穿著我們發給他們的制服去賣報紙，直到被發現。有些人則受某種古怪的自我保護本能的驅使而徑直去了觀察病房。

海邁早晨一到辦公室，先是削鉛筆；無論有多少電話打來，他都一絲不苟地削，他後來解釋給我聽，這是因為，如果他不是一下子馬上把鉛筆削好，那麼就再也沒有機會削了。其次是看一下窗外，瞭解天氣如何，然後，用一支剛削好的鉛筆，在他放在身邊的用人名單的最上面，畫一個小方框，在方框內寫上天氣預報。他還告訴我，這往往會成為不在犯罪現場的有用證明。如果雪有一尺深，或者地面被雨雪覆蓋，即使魔鬼本人也會被原諒，沒有更快地把“名單”們差來差去，而人事部經理亦會被原諒，沒有人在這樣的天氣裡填補空缺。不是嗎？但是，他削完鉛筆後，為什麼不先去上廁所，卻馬上埋頭於電話交換機，這對我來說是個謎。這一點，他後來也向我解釋了。總之，一天以混亂、抱怨、便秘、空缺開始。它也是以響亮的臭屁、汙濁的氣味、錯位的神經、癲癇病、腦膜炎、低收入、拖欠工資、破鞋、雞眼與腳病、扁平足、失竊的袖珍書與鋼筆、飄撒在陰溝中的電報紙、副總裁的威脅與經理們的忠告、口角與爭論、大風暴衝擊下的電報線、新的有效方法與被拋棄的舊方法、對好時光希望與口惠而實不至的獎金等等而開始的。新的送信人跳出戰壕，便被機槍掃射而死；老手越挖越深，像乳酪中的耗子。無人滿意，尤其是公眾不滿意。打電報十分鐘就可以打到舊金山，但是也許要過一年，電報才能送到收報人手中——也許永遠也送不到。

基督教青年會迫切希望改善美國各地勞動青年的精神面貌，在中午的時間裡舉行會議，我何不派一些瀟灑的年輕人去聽聽威廉·卡內吉·小亞斯臺比爾特談五分鐘關於服務的問題呢！福利會的馬洛禮先生很想知道，我是否在某個時候能撥冗聽他談談被假釋的模範囚犯，他們很願意做任何工作，甚至當送信人。猶太慈善組織的古根霍弗爾夫人會非常感謝我，假如我幫助她維持幾個破碎家庭的話。這些家庭之所以破碎，是因為家庭中的每一個人不是意志薄弱，就是瘸子或殘廢。逃亡男孩之家的哈吉爾蒂先生肯定，他完全有棒小夥給我，只要我給他們一次機會；他們全都受到過後爹後媽的虐待。紐約市長則很希望我能對持信人專門關照一下，他可以以一切作擔保——可是究竟為什麼他自己不給那位持信人一個工作，這倒是個謎。有人湊近我肩膀，遞給我一張他剛寫好的紙條——“我什麼都明白，但我耳朵不好使。”路德·維尼弗萊德站在他旁邊，穿著的破爛上衣是用安全別針系在一起的。路德是七分之二的純印第安人、七分之五的美籍德國人，他是這樣說的。在印第安人方面，他是一個克勞人，來自蒙大拿州的克勞人之一。他上一個工作是安裝遮光簾，但是他的褲衩裡沒有屁股，太瘦，他羞於當著一位女士的面爬到梯子上去。他前兩天剛出醫院，仍然有點兒虛弱，但是他認為還不至於弱到不能送電報。

然後是費迪南·米什——我怎麼會忘記他呢？他整個上午都排隊等候著同我說句話。我從未回過他寄給我的信。這公正嗎？他溫和地問我。當然不。我模糊記得他從街心廣場的寵物醫院寄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他在醫院裡當護理員。他說他後悔辭去了他的工作，但這是由於他的父親，他對他太嚴格，不給他任何娛樂或戶外的樂趣。他寫道，“我現在二十五歲，我認為我不應該再同父親睡在一起，你說呢？我知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