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撣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係更近一層。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財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係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係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實在乾隆年間早已經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撣望冒賑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隨”，就是把“貼身長隨”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據後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瓚說，王撣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隨”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係，探聽資訊。凡有屬員饋送王撣望金銀時，就裝入酒罈內，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隨”送進。王撣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隨，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隨經手。”王撣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財，其中大部分是透過“坐省長隨”來完成這些“交易”。

四　和砷與議罪銀

僅僅靠貢品，並不能保證皇帝的日子過得足夠舒坦。因為皇帝家需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俗話說，禮尚往來。透過收受貢品的方式收藏民間珍寶，其過程雖然比一般收藏家輕鬆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價，更何況乾隆是一個面子上特別“講究”的人，絕不會一味仗勢豪奪。他的回賜除了一些虛銜外，主要是銀兩。因為體恤收藏者的不易，也為了顯示皇帝的氣派，他回賜的數目，不但相當公道，有時甚至是過於豐厚，這就需要大量的錢財。除此之外，大至宮廷造辦處造辦各種玩意兒，內務府採辦各種物資，小到過年過節給妃子孩子們壓歲，無處不所需甚巨。金山銀海中長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筆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極，日常支出比康雍兩朝成倍增長。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規定，皇帝的個人開支不得加重百姓負擔，所以這些費用的來源並非國庫，必須由內務府自籌，而內務府的財源實在有限。事實上，為了開闢財源，乾隆曾經動過很多腦筋。他曾派內務府官員到恰克圖採買俄羅斯皮貨，販到內地轉賣，想大賺一筆。但由於內務府官員無能，獲利無多，部分皮毛無法高價變賣，只能攤派到各處織造，使皇帝大為生氣。（《清乾隆朝內務府的皮貨買賣與京城時尚》）除此之外，皇帝還允許內務府對商人發放高利貸，出售部分特許商品的經營權，以牟取暴利。但是由於缺乏理財高手，雖然擁有權錢交易的最大便利，內務府的收入還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對財富的渴求越來越熾，也越來越感缺錢之苦。

議罪銀製度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由和砷策劃出來的。

對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大的貪汙者，人們的研究實在已經夠多夠細了。不過，人們往往過多渲染了和砷火箭般躥升中體現出的鑽營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獨特心態。事實上，和砷現象不過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產物。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時期，和砷絕無機會爬得這麼高，當然，後來也不可能跌得這樣重。

晚年的乾隆被兩個矛盾所困擾：一個是大權獨攬的政治信條和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一個是不斷氾濫的物慾和“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承諾。

儘管健康狀況已經越來越難以支撐日常政務，但乾隆從來沒想過把大權分擔給朝中重臣。他深知這些重臣在朝中經營多年，根深葉茂，一旦分享最高決策權，很容易引來大批依附者，形成朋黨，導致混亂。為了保證大權獨攬，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應手的柺杖，或者說，一個有能力的貼身秘書，幫他處理日常政務，執行具體決策。這個人第一應該在朝中沒根沒底，沒幫沒派，沒有什麼資歷。這樣，才會俯首帖耳，絕對忠於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須機敏果決，才華出眾，能夠實際代替皇帝處理一些複雜事務，否則難入以挑剔聞名的乾隆的法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藹地和身邊一位騎馬隨行的新任侍衛聊起天來。先是問他多大了，姓什麼叫什麼，接著又問他什麼時候進的宮，在哪兒當過差。這位風度翩翩的侍衛回答說，他26歲了，鈕祜祿氏，叫和砷，剛被選為乾清門侍衛。年輕人語言流利而得體，態度恭敬又從容。皇帝開始對他感興趣了，便問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