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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原來，為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汙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為優”，“優於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閒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恆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撣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透過進貢這個藉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為，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為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資訊。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颳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錶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為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汙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后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撣望就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