膊腿的夏季又是那麼短暫。記得我當時的一位北京同學在戴上羊剪絨皮帽時跟我說了那麼一句話──窮人怕冬。北方的老百姓實在是希望夏天能長一些。

這還僅僅是就內陸的比較。如果把上海這樣的老殖民地以及廣州這樣的海外風潮的新滋潤地算上，從前的北京就更不能一比了。上海外灘夜裡的燈火，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那麼明亮，而廣州在80年代初已開始燈紅酒綠紙醉金迷。這一切，在同時的北京到哪兒去尋呢？

但是，1989年的北京，在我們的眼中今非昔比。地鐵開始環行城中，一幢幢高樓樹立，東城的星級賓館已在大陸首屈一指。我們乘坐的火車進入北京，從豐臺起就有很多戴著鋼盔的戰士守護著鐵路沿線，來接站的同學被擋在進入月臺的地道口，直到火車停下我們走上月臺才被允許放進接人。

我們在北京度過了興奮的一星期。其間，由於同學關係，我們拜望了文藝界的一位領導。他是個大忙人，但在這時卻富有閒情逸致地設了家宴招待我們。這般輕鬆的接待我們這以後再也沒有在他那裡領受過第二回。

享受過了還得好好幹活。1989年深秋，我個人為了《中國酒文化》這部片子的最後工作──主題歌和藝術顧問等事務──又一次來到北京。我們想請範曾擔任藝術顧問，夏天拜訪過的那位文藝界領導幫我聯絡範曾，但作為交換條件，我必須去他兼任總編輯的一家音像出版公司看一看。後來這位領導對我說，他不瞭解我多少情況，只是看到我揹著一個牛仔包，風塵僕僕毫無顧忌地忙於拍電視，覺得我大概會是他辦音像公司的一個幫手。

1990年春節裡的年初三，我結束了連續幾天幾夜的麻將大戰，還是揹著一個牛仔包，應那位領導之邀，利用學校的寒假，一個人去了北京那家音像公司幫助工作。一個月之後，我必須回校，這時那位領導給我開了借調函，要我回校辦理借調手續。

拿著借調函，我回到了武漢，跟妻子商量。我的意思是如果要換一種生活，這就到了賭一把的時侯；但是我對這家公司的體制和運作方式充滿著不信任，準備給我的職務只是總編輯助理，無力迴天；工資和生活待遇只能說夠活著，而且還不能解決妻子的工作問題。我把這些想法和盤托出，請妻子定奪。我以為她會知難而退，沒想到她根本不把我的這些顧忌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地說：到北京去，到北京去。妻子一直在做著作家夢，但她從小學中學到大學的平淡經歷是她的致命傷。這就使她總想出去闖蕩闖蕩。另外，因為〃早婚〃（23歲）、〃早育〃（24歲），單位領導視她為落後青年，在單位總是不痛快，去意早已萌生。在我，經歷雖然已夠豐富，當過兵，做過工，搞過工業管理，當時從新聞單位調入學校，想的就是這一輩子到了做學問的時侯了。可是，遇上這麼一個可以多少讓自己親身操練的新興行業，心又活了，而且是到北京，這麼一個我呆過幾年的又有了新近良好印象的大都市，就讓生活重新開始一次吧。初到北京的感受

這就打定主意去北京。我們在一個星期內分別辦好了借調手續（因為不願再分居，我向那位領導多要了一份給妻子單位的借調函）。辦得如此順利是因為我們退出了單位分的住房，使得單位領導看出了我們的決心。在這個星期內，我們還收拾好了所有家當，聯絡了一個5噸的集裝箱。運輸工人用卡車載著集裝箱開到家門口，把一切裝進箱裡，最後剩下兩輛腳踏車也緊貼在已經裝得滿滿當當的箱邊上，關上集裝箱門，打上鉛封后，工人把鉛封號碼交給我，以便我們收貨時對號才能啟封。把全部家當交給集裝箱的當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去親戚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火車，隨身只有一個小包，裝著一些洗刷用具和路上的食物，可謂是輕裝簡從，瀟灑得很。不過跟著我們上火車的還有一袋50斤重的大米和一桶10斤重的食油，一個月在北京的考察使我知道當時北京需要購糧本和配給的北京市糧油票才能生活下去。當時北京還沒有自由糧食市場，50斤大米夠我們一家對付一兩個月，我想兩個月以後會有辦法的。兩個月後我找到了我的一個學生，他分在中國商報社當記者，負責糧食報道。用這條路子，加上親友的接濟，我們生活到了北京開放糧油市場。當時我們還換了不少全國糧票，但這是妻子的一廂情願，有總比沒有強，實際上在北京沒有指定糧店的購糧本，用美元也不能從糧店裡買到糧食。

到北京的第一年，我們就趕上了亞運會。亞運會在北京盛況空前，可是我們家也被騷擾得夠嗆。當地派出所在我們住處一帶盤查，終於發現這裡隱藏著我們及其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