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後人遂一直沿用，如宋代呂大臨在《考古圖》中雲：‘又癸鼎文作龍虎，中有獸面，蓋饕餮之象’。直到現在有人認為，在紋飾功能意義尚不明確清晰的情況下，用另一個推斷性的名稱取代原有名稱並非可取，仍堅持用饕餮紋一詞。但饕餮紋不是商人的自命名，現代學者透過對此紋飾的深入研究，多否認“饕餮紋”定名的科學性，尤其是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銅器紋飾綜述》一文中更是堅決拋棄了‘饕餮紋’而用‘獸面紋’代之。且在馬承源先生主持上海博物館工作時，上海博物館的青銅器館全部使用獸面紋，對“獸面紋”起到了極大的宣傳和推廣作用。現在學者更傾向於用“獸面紋”這一稱呼。而我這次的演講，也以‘獸面紋’代替‘饕餮紋’。

這次，承蒙張無風朋友送上……

獸面紋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西周早期青銅器獸面紋應是周人對商人風格的模仿和繼承，獸面紋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觀念。武王克商是“小邦周”克了“大邑商”。周人對突如其來的勝利顯然沒有做好準備，《尚書。大誥》這樣描述了周人的樣子：‘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顯現出的是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而殷遺民也沒有心服口服的接受周人的統治，他們時刻等待著叛亂復辟機會的到來。西周的勝利，是文化較低的部族征服了文化較高的部族，這就出現了較低階文化被較高階文化同化的現象。馬克思曾說：‘野蠻的征服者，按照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本身被他們所征服的臣民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此規律具體表現在商周關係上則為：政治上，周人征服了殷人；文化上，殷人同化了周人。這樣，周人無疑會向殷人學習先進的文化。西周早期，殷遺民的大量存在必然對原有文化存有一種眷戀情結。這在西周早期甚至西周中期的青銅器上都有反映。此時，周王室的許多工匠都是殷遺民，這樣周人在早期的青銅器上完全模仿、繼承了商人的風格。直到西周中期，因政治的穩定和文化的成熟，周人的風格才真正體現在青銅器上。雖然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幾無二致，但不能據此認為，此時周人和商人思想觀念是一致的。因為從思想的形成到反映思想的器物的形成要有一定的過程，加之改朝換代，又遭特殊的社會背景，所以西周中期的青銅器紋飾，才真正反映出周人的思想觀念。

商代青銅器的主紋飾是獸面紋。獸面紋被大量運用於商人的祭祀重器上，這無疑反映了商人的思想觀念。《呂氏春秋》雖最早明確記載了獸面紋，然其對獸面紋意涵的闡釋似可商榷。眾所周知，《呂氏春秋》一書乃呂不韋糾集門客所編，編撰的目的是為即將統一天下的秦王朝服務，可以視為一部指導政治運作的書，且該書在呂不韋死後仍有編撰，所以該書的歷史真實性相對於政治性為次。我們在大量考古發現所見到的獸面紋中，有首無身的只是少數。這也可以證明，在《呂氏春秋》編者們所處的時代，他們所見到的商代祭祀重器已經不多，獸面紋已經退出青銅器紋飾的主導地位。他們對這種紋飾的具體意涵已經不能明瞭。所以他們提出獸面紋的教化功能，並不能正確地揭示此紋飾所代表的思想內涵。

然則獸面紋究竟代表了商人怎樣的思想？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在研究中國商周青銅器上的獸面紋時，認為獸面紋飾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這個太陽神的形象是‘一對背靠背的鳥的後面有一個帶光芒的圓，從圓上伸出一個三尖形，其中還有縱向的細線’和‘交頸的一對鳥仰頭向上，在頸的交點上有鑲有同心圓的圓形，圓的上半部突出有火焰狀的東西。加畫放射狀的線形火焰的圓形無疑是天體，此外三尖形或向一方收斂的東西則是日蝕時所見之光’‘因而，在整體上可以看成是一對鳥所支撐著的太陽神的影象。’林氏把商周時期的獸面紋同史前社會的紋飾相比較研究，應該說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但其認為獸面紋飾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陽神，在考古發掘與古代文獻中都找不出堅實的證據。我們還應從早期的文獻記載中尋找答案，《左傳。宣公三年》記載了王孫滿的一段話：‘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與上下，以成天休。’這是文獻中較早有關青銅器紋飾意涵的記載。幾乎所有研究青銅器紋飾的學者都曾引用，但理解卻並非相同，甚至大相徑庭。究其原因是在於對文化背景的認識不同。張光直在他的《商周神話與美術中所見人與動物關係之演變》中說：‘在商周之早期，神話中的動物的功能，發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