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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高太尉陷害林沖這一段，除了林沖、他娘子、高衙內、魯智深等主要人物之外，還有幾個人雖然是“配角”，但卻十分重要。第一個是富安。他的身份是個“幫閒”。什麼叫“幫閒”？文明詞兒叫做“篾片”，下層社會的語言，就叫做“傍狗吃屎”的人。這種人，什麼本事都沒有，但是最善於奉迎，最長於出壞主意。叫陸虞候把林沖約出去吃酒，然後把林沖娘子騙到陸虞候家裡去企圖強姦的，就是這個富安。

第二個就是陸虞候了。這個人物，由於《水滸傳》的廣泛傳播，已經成為“當面兄弟不離口、背後下毒手”的“出賣朋友”的典型。但是仔細想想，開頭的時候，他只是一個多重人格的“小人”，還不是“惡人”。如果高衙內不看上林沖娘子，他在“前程”和“友誼”面前不需要進行選擇的時候，他和林沖的“兄弟之誼”，也許可以永久存在下去的。當富安給高衙內出了那個“調虎離山”加“謊報軍情”的餿主意之後，把買賣布到了他的名下。他如果“聽話”執行，這就是出賣朋友；他如果堅持“友誼第一”，拒絕執行，那麼他的“前途”可就從此完了。如果他是個“鐵錚錚”的漢子，堅持“腦袋可以掉，朋友不能賣”的原則，他就不是“小人”而是“仁人君子”了。面對著高衙內的威逼利誘，他在“前程”和“友情”之間，他服從了“小人”的做人準則，選擇了聽話。在他想來，不管高衙內是不是能夠得手，他都“有話可說”：“這是被高衙內鑽了空子，一切事情我都不知道。”如果事後他真這樣去對林沖表白，而且真的從此不再插手這些“騷事兒”，那麼，不但林沖有可能“諒解”他，高衙內那邊也不會責怪他。最後他落一個“快刀切豆腐——兩面光”，誰也不太得罪，也不至於把命搭進去不是？決定他命運的“關鍵的一筆”，是富安的“善策良謀”變成了“雞飛蛋打”以後，陸虞候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如果他找林沖加以“解釋”，從此不再參與，他也許能夠逃過這一劫；但是他的對策是：一不做，二不休；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主動找到高衙內，獻上了讓林沖“私闖白虎堂”這樣一個致人於死命的惡毒計策。這時候的陸虞候，就已經從“小人”過渡或曰轉變為“惡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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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越評70回本水滸傳 第六回（6）

陸虞候出的“私闖白虎堂”這個主意或“奸計”，其實也並不是太高明，說穿了，不過是借權力誣陷下級，如此而已。“白虎堂”是個什麼地方？是商議軍機大事的要地。攜利器進要地，打個比方，就好像現在有人帶著炸彈或整桶的汽油進人民大會堂，當然是要立刻逮捕的。但這也只是嫌疑犯。問題在於：如果不是高太尉親自出面下令逮捕，林沖作為“八十萬禁軍教頭”，即便帶刀，也不過是“誤入”，不可能把栽贓轉變成罪行。正是因為有高太尉親自出面，才用權力的“高壓”，把明明是“誤入”的嫌疑犯順理成章、毋庸置疑地變成了“現行”的行刺犯。這樣的定罪，當然主要是高太尉的權勢在起作用，因為這正是他要置林沖於死地的陰謀目的。

這種“有罪推定”，正是中國曆代政治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定罪方式。這種政治陷害，其實還是孔子發明的。只是被後人繼承下來併發揚光大罷了。孔子殺少正卯的理由，就是對方“心達而險”。只不過人心是不可透視的，“心”怎麼“險”了？誰也看不見。於是只好退後一步，那就是依據言行定罪。翻翻中國歷史，有無數的所謂謀反、叛逆、欺君、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罪行，只是憑藉一句話、一首詩、一篇文章、一個舉動、一件服飾、一項決定、一種社會關係甚至階級出身等等來作為證據。以此為據而作出有罪判定的人，實在有如恆河沙數。你如果細讀中國歷史，從字裡行間，一定可以看出兩個大字：誅心！

“誤入白虎堂”依據的正是以“誅心”為前提的定罪法。“擅入禁地，其心可誅！”

高太尉陷害林沖的故事，結構比較縝密，娓娓道來，文筆也相當流暢。可見作者是經過反覆構思，然後命筆的。關於文字技巧，金聖嘆先生對這一回書的評價如下：

此文用筆之難，獨與前後迥異。蓋前後都只一手順寫一事，便以閒筆波及他事，亦都相時乘便出之。今此文，林沖新認得一個魯達，出格親熱，卻接連便有衙內合口一事，出格鬥氣。今要寫魯達，則衙內一事須閣不起；要寫衙內，則魯達一邊須冷不下，誠所謂筆墨之事，亦有進退兩難之日也。況於衙內文中，又要分作兩番敘出，一番自在林家，一番自在高府。今敘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