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去。只見百席之外，圍聚萬人，將場子周邊橢圓形跑道圍得來鐵鐵實實密不透風水洩不通讓人想起北方那邊的萬里長城。樂大年單挑當中熟面孔數下去，合川舉人到場，坐在傅抱石身後。扶著“九條命”百歲老兒旁立的，像田漢先生。一百女生也退到場邊，順勢站在一群女子身邊，簇擁著白楊、張瑞芳……一百張花兒朵兒般光鮮的臉蛋當中，頓時星光閃耀。

樂大年認得出的明星、名人不少，可是眼前這場合，樂大年卻認不全，認慌了又怕認錯。

其實，樂大年便認錯也錯不了哪裡去，大約如彼，其實過之——如果要統計抗戰時中國文化界知識界學術界藝術界電影界戲劇界有多少位名人、明星曾與北碚結緣，不如統計各界明星名人中還有多少位未與北碚結緣……

1938年，中國典學館創辦者楊家駱在大撤退途中至宜昌給盧作孚寫信，就中國典學館所藏“蓋與二十史同其量”典籍史料及各書版片撤退事說：“現圖於入川之後，在北碚覓一地點，使一部分工作得以恢復。”多年後，楊家駱憶及此事：“駱以抗戰避地入川，盧作孚、子英昆仲為接運‘中國典學館’之書籍百餘箱至北碚。時子英方任‘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實驗區’主任。時學術機構多已遷川，而不得恢復工作之地址。駱建議子英，應盡力助之使來北碚，子英謬採駱言，於是在抗戰中北碚遂有文化城之稱。如中央研究院之氣象、動物等研究所，經濟部之地質調查所，農業實驗所，教育部之編譯館、禮樂館、中國教育全書編纂處，中山文化教育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新設之中國地理研究所，以及復旦大學，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均先後設於北碚。”就在這天的公宴之前，撤退內遷碚四十家文化單位、學術團體聯絡北碚各界，倡修《北碚志》，顧頡剛擔任修志委員會主任委員，傅正倫為修志館館長。北碚，十幾年前盧作孚前來開發時才不過是一個鄉，此時也只是一個小小的區，而享受如此高規格的待遇，史上罕見。

人道是：大撤退後，中國的大學集中在西部四壩，中國的科學文化精英同樣集中在西部，除了延安縣，便是北碚鄉。不過，1944年霧季之最的這一天，北碚這個抗戰“文化城”的民眾體育場中，名人明星密集度，趨於飽和，達到頂峰。

樂大年恍恍然間，覺得對面有紫光一縷，直衝天空，一眼望去，人群中有一人，著灰袍，一雙眼睛無嗔無喜，乍看與平民全無兩樣，和光同塵，卻令樂大年肅然起敬，咋舌低叫：“他老人家也下山步入紅塵啦！”這一回他相信自己絕不會認錯——是抗戰打響，來縉雲山上創辦佛學院的太虛大師。前兩天樂大年才上山聽過開示，講的居然是四萬萬同胞愛國，人間佛教。結語一句：“這北碚，真是一方人間淨土。”既是淨土，上座大和尚上山下山，等無差別，上下一如，理所當然。只是，佛門中人，莫非也來趕這豆花酒，弄這“酒文化”？

“稀客稀客！”忽聽得有人大聲招呼。體育場雖是站滿了人，卻無一人大聲喧譁，這一聲叫喚，引起樂大年注意，卻是大師傅丁小旺剛指揮擺定席面，白圍腰才脫下，抬頭看見對面並排幾人，趕緊在圍腰上揩了手，伸出去，挨個找人握手，還把一張臉笑得稀爛，語無倫次：“歡迎你，大千先生……”他握住一個美髯過胸的人的手。“悲鴻先生，你也來了？”接下來又握住一個眉清目朗男子的手。“這才叫稀客喲，丁小旺的豆花今天才叫三生有幸喲！快請，快請！”

對方或不苟言笑，或微笑點頭，卻無一人移步場中。一百缽北碚豆花冒著熱氣，一百壇土沱酒冷香四溢，全場萬人，無一人向那一百張席桌上伸手端起碗筷。上座嘉賓、名人明星，無不到場，卻無人舉杯動箸，今日這酒，就算被抬舉得有了文化，卻也還等著人喝啊。樂大年直性子，肚裡有話，就想問，一時間卻找不到人問。滿場名人民眾，一片肅穆，好像今日來此，自己不過是做東或陪客，全都眼巴巴望著體育場大門——難道，真正的主賓還未入場？場子中這些人都夠不上主賓，今日這百桌酒的主賓，還能是誰？

正這麼想時，聽見得平日裡比賽的裁判臺當中有人站起，卻是北碚區長盧子英。今日他打扮非比平日，不穿灰制服，卻是一身緊身的戎裝，足蹬雪亮的馬靴，儼然一個大將軍。他也不用喇叭筒，只敞著喉嚨管吼出，中氣十足，聲氣便送到全體育場萬人耳門子中。樂大年聽得分明，是：“北碚區民眾公宴現在開始！”

原來是“公宴”，怪說不得如此作鼓振金。但是，此話一出，仍未見有人上桌，便聽得盧區長大喊：“請主賓入場！”

頓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