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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中文版序言(1)

21世紀人類文明的影響力無論如何都不能低估。主宰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發展模式和路徑的是西方,但塑造21世紀的發展模式和路徑的主要因素將包括中國和印度。然而,這中間卻也有著極大的不同。

1700年,全球總人口只有5億多一點;2000年,全球總人口卻已經超過了60億,而今天,這個數字已經超過65億。1800年,人類社會只佔據地球上的小片一小片的土地,此前,人類的全部歷史都是如此;而今天的人類生活已經充斥整個地球。1900年,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家公司在全球範圍運作(英國東印度公司、幾家處於萌芽狀態的全球化石油公司、幾家大銀行,以及天主教會),而今天,整個世界已經被全球商業網路完全覆蓋,塑造這個網路的是數千家涉及食品、石油、製造、交通運輸、金融服務等行業的大型跨國企業,其規模和影響力都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在過去,文化總是地方性的、來自歷史的積澱;而今天的消費文化卻是全球性的,但又是沒有歷史根基的。雖然結構性貧困(embedded poverty)在歷史上一直存在於人類的大多數社會之中,但今天,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正在艱難度日的人數已經超過1950年全球的總人口。在歷史上,自然的豐盈曾經滋養了人類文明在各個地域的繁榮興盛,而今天的各種全球生態系統都在迅速衰退:水、表層土壤、漁場、森林的枯竭速度都遠遠大於其再生能力;氣候系統也不再能可靠地支撐人類的各種生存需求了。

我們面對的問題可以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簡單描述。過去50年間,人類的擴張已經進入一種新的地球“生態位”(niche)。雖然歷史上許多人類社會,興旺發展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比如華夏文明,但這種持續性卻一直是地區性的,是人類文明找到了與(相對區域性的地理“生態位”中)其他生命系統和諧共生的方式的結果。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就能持續滿足我們對食物、水、能源和廢棄物處理的需求,而我們的哲學和宗教也指引著我們,讓我們感受和理解自己在更大的生命世界網路關係中的位置。今天,我們正在嘗試在整個地球空間中生活,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我們的食品、商品和能源都歷經了不遠千里,甚至不遠萬里的長途運輸。自然資源在地球的一端採掘出來,再被運到地球另一端使用。一個地區和社會的廢棄物副產品把健康危害帶給了其他地區和社會。氣候變化意味著,我們作為一個物種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如文化歷史學家托馬斯·貝利(Thomas Berry)所說:“我們已是地球演進過程本身的一部分。”從各方面看,我們都生活在整個世界裡……然而,我們並不具備在這個新的地球生態位上如何持續生存的指導哲學和實際知識。

正是在這樣一個世界之中,中國正在崛起成為世界的主要經濟和政治力量。這個世界與英國崛起時的世界,以及其後美國崛起時的世界相比,都完全不同了,與數千年到數百年前中國佔據主要優勢地位的世界相比,也完全不同了。這個世界正陷於深層的、愈演愈烈的生態不平衡和社會不平衡之中。這些不平衡的狀態不是中國造成的,而是全球工業快速擴張的副產品。但是,正是在這個世界中,中國,很快還有印度,將在塑造我們大家的未來路徑中扮演關鍵角色。儘管從許多方面看,讓最新加入全球工業擴張競賽的這些國家承擔這樣的責任並不公平;但從另一些角度看,中國或許恰恰具備了獨一無二的資格,來勝任這一角色。

中文版序言(2)

這一切都始於我們的思考方式。工業時代的擴張,既源自又強化了兩個基本的思維習慣:拆分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物件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當我們把世界看成是由分立的物件組成的時候,就形成了拆分碎片的習慣……我們看到椅子,卻忘記了森林、樹木、雨水和製作椅子的木匠。當我們把自己看成是與外在世界相互分離的,忘記生命現象背後的相互依賴性的時候,就導致了拆分碎片化的習慣。而當我們忘記了自己周圍存在的其他生命的時候,就形成了物件客體化的習慣。我們只看到“木材資源”,而看不見森林;我們只看到“水資源”,卻看不見有生命的河流系統及其所依賴的整個生態體系;我們只看到“人力資源”,但卻忽視大家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真實人生。這些都是物件客體化的原因。拆分碎片化和物件客體化帶給了我們強大的分析和操控能力,卻也同時導致了我們今天必須面對的社會和生態失衡狀態。不改變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