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沒隨從，徒步走向左家，左宗棠見狀，十分尺訝，當天兩人聊得很投機。自此，左曾關係又和好了。

以前，曾國藩看不貫湖北巡撫胡林翼討好官文的姨太太，求得與官文的合作，覺得胡林翼太軟弱，沒有大丈夫氣節。自從曾國藩把儒家和道家從對立位置放到互補的位置後，他就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處。

從曾國藩的轉變可以看出，懂人情世故的重要性，縱觀任何一個傑出的人物，都是有才華又懂人情世故的人，不懂人情世故，能成“小器“，能成“中器”，但最終成不了大器，即頂尖的人物。

我們可以拿曾國藩和左宗棠這兩位政治家相比。

曾左兩人由於剿太平軍有功同，都成了清朝重臣，朝野一般多以“曾左”並稱他們兩人。曾國藩年長於左宗棠，並且對左宗棠也予以提拔，但左宗棠為人頗為自負，從沒把曾國藩放在眼裡。

有一次，他很不滿地問起身旁的侍從：“為何人都稱‘曾左’，而不稱‘左曾’？”

一位侍從回答：“曾公眼中常有左公，而左公眼中則無曾公。”

這句話讓左宗棠沉思良久。

一個最優秀的政治家與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差別就在於這一點點，即誰更通人情世故。通者得人心，得天下；不通者，不得人心不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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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不講假話，不講大話

不講假話，不講大話

王充在《論衡》中曾經說過：“儒者之言，溢美過實。”他認為，文人之流往往愛說大話。其實，愛說大話的還有其他各色人等，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經常會遇到說假話，說大話的人。

說假話指說的話不符合實際情況，或者與實際的意思不符；說大話即平時說的吹牛皮，有的地方稱之為放炮，把這種人說的話“放大炮”。

說假話與說大話的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我們來看一個事例：

湖北的張成與李梅大學畢業，一個到企業工作，一個分到機關工作。一年後，兩人在路上相遇，大概工作中不順心，張成拉著李梅站在路邊說工作中的一些事。張成說：在機關工作不像當學生那麼開心、單純，自己很不適應，人與人之間勾心鬥角得很厲害，說一句實話，也就是真話會傳到領導的耳朵裡，他就因為亂說話，已被領導批評了好幾次。所以他現在一天到晚的說假話，要不就是和一些女同志調調情。沒有了出校門時的工作熱情，然後他又舉例說明了一些假話在工作中竟然很管用的事實。他認為，這個社會已沒有了真話存在的理由，只有說假話才能在這世上生存下來。

這就是說假話者的理由，為了更好的生存，為了更好地獲得利益，當要說假話。事實並不如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涉及到真實事情的時候，要真正解決問題的時候必須說真話。說假話與說大話都是錯誤的。

老粗在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他們都能從實際情況出發，說真實的話，說客觀的話。

三國時的蜀主劉備是一個老粗，他對於說不說真話是很看重，看過《三國演義》的人都記得，諸葛亮揮淚斬馬謖的時候，曾經提到劉備生前說過：“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演義上的這一段話是有根據的。陳壽在《三國志》的《蜀志》中確曾寫道：“先主謂諸葛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看來，劉備對於馬謖的瞭解，實在是很深刻的。

馬謖在劉備的眼裡就是一個好說大話的人。劉備認為這種人不可用。而說真話的人往往洞察了問題的要害，往往可以得到重用。雍正就曾用了說真話的孫嘉誠。

孫嘉誠是康熙六十年進士，殿試時實際上考了個探花，卻因容貌醜陋被嘲笑為“有礙觀瞻”，硬是被降為戶部主事。

雍正元年，為了鑄造新錢的弊端，孫嘉誠請戶部的阿靈阿大人轉呈皇上奏摺，但阿靈阿大人反而嘲弄他一頓，為此兩人扭打成一團，互相揪著去見雍正皇帝。原來鑄錢是以半銅半鉛的比例來制，官價是一兩銀子可兌兩千制錢，可實際上民間一兩銀子只能兌八百制錢；且奸商們用一兩銀子買朝廷的兩千制錢，因制錢中的銅含量高，商人大量買進位制錢後重煉成銅器，高價賣出，賺取暴利。雍正元年通寶改成了銅六鉛四，因而產生更大的弊病。

孫嘉誠不畏皇威，當著眾位大臣反斥負責鑄錢的總理王大臣胤祀，被雍正免了主事之職。當晚前朝大臣張廷玉到孫嘉誠家，轉告孫嘉誠雍正其實欣賞他的忠直之言，並且採納他的建議將已制的新錢由一千萬枚減為一百萬枚，之後一律按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