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公道平實，從來沒有出入。安石能做提點刑獄官，能力之外，自然也是對他清正廉潔的公開承認。要照章辦事，這樣的官員接下來就該做三司判官了。按規定，三司判官都是由諸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官擔任的。三司等於財政部，專門掌管朝廷的財政經濟命脈，對三司判官的任職條件作出這種規定，看中的正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的專業知識或清正廉潔。既有這樣的規定，安石在任上幹得又有聲有色，沒等他終任，頭尾不過九個月，朝廷幾個大佬就要調他去三司任度支判官了。

此時主事的是富弼、韓琦。文彥博老大不小，有人又攻擊他私下裡接受別人饋贈的《河圖》，他心中不安，自己請求罷相外任，與賈昌朝一起罷出，判知外州，韓琦則繼富弼之後也做了丞相。朝廷已率先考慮到安石家境困難，答應俸祿優厚，以解決他的後顧之憂，讓他要拒絕也沒法兒開口。可自己畢竟從來沒搞過經濟，怕誤了朝廷大事，安石還是上章拒絕了。眼見朝廷不許，他又專門給富弼寫了封信，說出自己的苦衷，請他關照，仍讓自己治理州郡。到底還是不行，安石只好離開江東，往京城赴任了。

船在江心乘風破浪，安石當風立在船頭。看著兩岸漸次閃過的景物，他的心緒，也禁不住奔騰起伏了。

現在是嘉祐三年。自慶曆二年中進士算起，頭尾十七個年頭了，人也由二十二歲的青年漸入不惑之年。隨著由青年而壯年，官也由初任籤判，到知縣，到通判，再由通判而知州，而一路提點刑獄，專任京官，眼見著就朝權力中心越走越近了。除了任官，朝廷對於自己更有一種特別的關愛。為解決自己的家庭困難，專門優厚俸祿，就不是每一個朝臣都能享受的額外恩寵。可自己對於朝廷呢？除了為官還算清正，大致沒忘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千古遺訓，沒有什麼汙點之外，也就再沒有什麼了。而且，在哪兒總都有一點不能為所欲為、盡善盡美的遺憾。這侷限於一隅的潔身自好、清廉政治，對於全國大局，究竟有多大影響，多少好處呢？國事，還不是每況愈下了嗎？且不談抱負、忠直什麼的，身受朝廷的信任、恩寵，卻不能為匡正朝綱而一盡綿薄之力，這做臣子的，連做人的資格都有所缺陷了！

如果一定要為自己辯護，勉強也可以說，過去是人微言輕，應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朝廷確曾明令禁止越職言事。那麼，現在呢，身為一路使臣，難道依舊啞口無言？如果果真一切滿意，無話可說，自當別論。可自己並不是這樣，自己是有話要說的。無論如何，再不能沉默不語了！

可從哪兒說起呢？

原想著會有許多話要說，真決心要說時，竟又不知道從哪兒下手了。只覺著心裡很亂，半天理不出個頭緒來。

又是一陣江風過來，安石不禁打了個寒噤。淑賢怕他著涼，也拿著一件衣服從船艙裡趕出來。安石見驚動了夫人，知道她擔心，索性迎著她，一起回了艙裡。淑賢知道他在想事情，略略安頓了他，就躲到一邊去了。

小桌上放著一本《史記》，安石隨手拿了起來。開啟第一頁，盯著白紙黑字，竟一行也沒看下去。他似乎也不需要再看，讀過多少遍的東西，已經熟得不能再熟了。可那些白紙黑字忽然漸漸活躍起來，變成了一幅又一幅圖畫。都是些什麼畫兒呢？細細瞅了半天，才看清了，原來畫的都是二帝三王——所謂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的文治武功。這些畫畫得都很好，濃墨重彩，燦爛輝煌。也只有這些畫兒，才配得上那個社會。那是一個理想的極致啊！官是官，民是民，政簡事少，民無怨懟，人人豐衣足食，個個歡天喜地，垂拱而治，百獸率舞……

他的思想，定格在二帝三王的極治之中了。而一旦將視線轉到現在，巨大的反差就不能不叫他喟然長嘆了。

說起來，皇上大體也能算上一個仁義之君！除了應有的排場，他大體是節儉的；偶然的荒唐，與嗜好聲色犬馬到底不同，也能算得上勤政愛民。說到左右臣子，似乎也沒有什麼大奸大惡的壞人？可一說到國家的治理，怎麼就那麼令人喪氣？內，社稷難安；外，怵於夷敵；財力窮困，風俗衰敗。凡有識之士，沒有一個不為國家的前景憂心忡忡。連皇上本人也清清楚楚，總想有所變革。要不是上下都覺著問題嚴重，非變革不可，又哪裡來的慶曆新政呢？

說到慶曆新政，更叫人氣短了。本來就沒有什麼建樹，很快又讓人全扳回去了。像是蠱蟲致病，一劑藥拿不倒它，它更不怕打擊了，整個社會，從此也更一發不可收拾。要走出失敗的陰影，需要付出的代價，也就更大了。

可要想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