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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

知,正德七年十月,工部就豹房工程提交一份報告,稱從開工以來“五年所費價銀已二十四萬餘兩”,而且新近又將“添修房屋二百餘間”,“國乏民貧,何從措辦”?有關職官深感無奈,請求立即停止該工程,“或減其半”,然而,朱厚照的表現是“不聽”{83}。

正德七年,豹房工程是添上這二百餘間房屋後竣止了,還是以後仍有續建?不得而知。但從史家的記述可約略窺見,它不單頗具規模、“勾連櫛列”,配製也可稱齊備,有宮殿、有密室、有寺觀,甚至還有船塢和供軍事操演的教場,人員方面完全比照“大內”,各色執事太監輪班值日,而見幸者如伶官、僧侶、邊帥、女人、鬥獸士等“皆集於此”。

於是,它有了一個正式而又怪異的名稱:豹房公廨{84}。

公廨者,古時官署通稱也。既然是行政辦公所在,卻又以一個徹頭徹尾的遊樂場所為中心或者說以此為基礎興建起來,這種不倫不類的意味,帶有典型的朱厚照性格特徵。

“豹房公廨”因朱厚照興,又因朱厚照衰,是他一手打造,亦唯有他自己方才使用過。豹房之於朱厚照,朱厚照之於豹房,實可謂互為表裡的一雙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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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25)

可惜,“豹房公廨”在朱厚照死後即被取締,不單活躍其間的五花八門的人物作鳥獸散,連同那些建築、器物亦很快地廢弛、頹朽以至於消失,最終無跡可尋;否則,儲存下來,倒不失為極具魅惑力與遐想力的弔古的去處。

朱厚照之能修建“豹房公廨”,還是要追溯到那場政變。倘若沒有那場政變,倘若劉健、謝遷、韓文等這些“眼中釘”未被拔除,倘若朝臣方面的力量和權威不曾因此遭受沉重打擊,庶幾可以斷言,“豹房公廨”這種事物永不可能出現。朱厚照救下“八黨”的同時,也得到了自己最渴望的東西———“豹房公廨”。

僅僅在政變的第二年,他就迫不及待地開始營造“豹房公廨”並遷往此處居住,起初,是白天在裡面鬼混,很快就發展到夜宿不歸{85},“朝夕處此,不復入大內矣”{86}。此話怎講?即是說,打正德二年有了“豹房公廨”起,朱厚照便徹底從紫禁城搬出,不在宮中居住,最後連死都死在豹房,不再回去。

去過故宮的人,都知道位居故宮中心有座大殿,叫乾清宮。自明永樂迄清初,這裡是中國所有皇帝的寢宮(雍正後,皇帝移居養心殿,但日常還是在此處理政務),也即泱泱九州NO.1的宅邸。它作為皇帝安放其臥榻之處的意義倒在其次,尤為重要的,乾清宮乃是帝權的象徵,皇帝在此居住不僅是個人意願的問題,更是一種義務和責任。通常來說,一個皇帝只有當被趕下皇位時才會離開那裡,比如辛亥革命後末代皇帝溥儀之被迫離宮。唯有朱厚照,竟敢於置皇統於不顧,主動而決然地辭別乾清宮,至死不回。他此一行為,既是空前之創舉(過去從未有過),基本上亦屬絕後之奇例。在他開了先例之後,只有他的繼位者嘉靖皇帝,從中晚年起效仿這一做法,遷居西內。

正德搬往豹房,不僅僅是為自己重新選擇了住所。他這麼做的含意在於,逃離或放棄了一種角色,逃離或放棄了禮法所加在這種角色之上的所有信條、戒律、義務與規約;此外毫無疑問,也藉此徹底擺脫和跳出於祖宗、父母、家庭以及既往整個個人歷史之外。當置身於乾清宮時,他是一個君王、一個兒子,也是一個丈夫,是活在這些軀殼之下而又並不如意的壓抑的魂靈,而一俟別宮而去,他就不再是上述角色中的任何一個,他彷彿靈魂出竅、羽化而飛昇,一了百了,勝利大逃亡。

回過頭再來看正德與群臣的對抗,再來看那場政變,在正邪、善惡這類通常的歷史尺度之外,我們忽然發覺其間還存在著一點正德自己的小秘密,亦即他自個兒性情上的好惡與追求。那是什麼樣的好惡與追求呢?簡單一句話,他實在不堪、也不喜歡扮演皇帝這角色。劉健等反覆敦請於他的,無非就是像一個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樣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願意做到的,恰恰即此。做皇帝,實非他自己選擇的結果,而是生下來就命中註定的;他高興也罷,不高興也罷,滿朝官員、還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說就拿皇帝應該承擔的一大堆責任、義務硬往他身上套,對他提出這樣那樣的希望、要求和限制。對此,他簡直煩透了。他想要怎樣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由著自個兒的性子去生活,愛好什麼就幹什麼,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兒就上哪兒,想搞什麼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