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主人不肯；你說是要把屋頂給掀掉，天窗就開成了。這是弱勢者的方法，被迫使用的方法，也許是惟一有效的方法。“與其……不如……”的句式，是一種別無選擇的句式，比如魯迅說的：“與其崇拜孔子和關公，不如崇拜達爾文和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LLO。”這種句法，所以流行於五四時代不是偶然的。對於這種看似矯枉過正的“過激主義”，當年的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表示說：假如要擺脫我們頭上肩上背上抱著的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必有感情的策動與過分的批評；“但激流之下，縱有旋渦，也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看來，仍是大道執行的必經階段”。法國曆史學家傅瑞在其名著《反思法國大革命》中指出，“法國大革命中有一種與形勢有關，但又不由形勢決定的新型的歷史實踐和意識”。他認為，必須對此進行清理，才能對大革命作出合理的解釋。

五四：知識分子的自治運動（5）

這是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這樣一種精神氛圍中，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激進分子，一元論者。連胡適，也都“拼命走極端”。但是，五四是一條大河，支流眾多。由於來自不同的源頭和經歷不同的地帶，它們便各各以不同的流向與流速，互相融匯，互相沖突，推動著左右著運動的發展。

運動的領袖和中堅分子是一批歸國的留學生。清朝末年，從西方歸來的學生基本上不參與當時的改革運動，五四時情形就頗不相同了。這時，大部分留學生都是在日本、美國和法國學習的，這三個不安分的國家，以它們各自獨特的歷史，啟發留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和視域反思中國的問題。這三個國家的文化差異，顯示了他們的思想差異。留美學生大抵重視文化教育問題，留日和留法的學生則更多地關注軍事和政治問題。在政治方面，留日學生容易接受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留法學生或受法國社會思潮影響的知識分子，基本傾向於*、烏托邦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在他們中間甚至明顯地帶有法國浪漫主義的風味；至於留美學生，則比較一致地接受美國式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的不同的思想淵源和知識結構，埋下了五四後期大分化的伏線，甚至對此後的中國現代化的程序，也都產生著潛在的影響。五四冰河解凍，眾聲喧譁。不同的問題，不同的主義，甚至主義中仍然有主義。同為自由主義者，陳獨秀是激進的自由主義，胡適則是漸進的自由主義；同為保守主義者，張君勱是保守自由主義，梁漱溟則是保守傳統主義。這時，作為最具影響力的一種思潮，無政府主義也都存在著不同的派別，或者傾向於社會主義，或者傾向於個人主義，或者主張互助，或者主張暗殺，主張可以很不同。新文化運動是精神解放的運動。運動是多元主義的，相對主義的，反體系化反制度化的。借用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的說法，五四時期當是一個獨立於政治經濟之外的文化領域，以其軸心原則—“自我表達和自我滿足”—支配社會的時期。發生在這一時期中的許多大大小小的論戰，無論發生在革新派內部或是在革新派與保守派之間，都是沒有結論而只有爭論的。東西新舊文化之爭，“解放”與“自由”之爭，“普及”與“提高”之爭，“問題”與“主義”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運動就是一切，懷疑就是一切，爭論就是一切。1922年，北京出現反宗教運動。由於教會學校當局禁止學生參加罷課及其他社會活動，引發多起衝突事件，一些國際基督教組織決定四月份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一次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大會。針對這種情況，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等提前發起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其時，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陳獨秀，是加盟並予以積極支援的。陳獨秀的行動，立即遭到周作人等五教授的攻擊，接著錢玄同等也發表宣言，極力反對大同盟運動以群眾壓力干涉和威脅個人思想信仰的自由。周作人一再聲言，說陳獨秀的態度予人以恐怖感和壓迫感。陳獨秀公開致函作答，強調基督教的反科學性質，以及基督教教育有“強有力的後盾”，與國內外反動勢力相勾結的事實，認為基督教是強者，並提出：“請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義許多禮物向強者獻媚！”周作人則答辯道：“承認這些對於宗教的聲討，即為日後取締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是對於個人思想自由的壓迫的起頭”。他強調說，“思想自由的壓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數的力來干涉少數的異己者也即壓迫”。無論是政黨或是多數，因為沒有“組織”的存在，人際關係變得天然的*，所以，周作人等少數派也就仍然能夠自由地發出，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