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級結構的鬆弛和崩解在加速進行。這個解體的結構，其主要部分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它是歷代專制政權不斷更迭而又能保持長期穩定的根本所在。面對如此古老的龐然大物，五四一代惟以一種“新態度”去對待它。胡適稱作“評判的態度”，蔣夢麟稱作“進化的態度”，其實也就是我們所慣稱的批判的立場。正是知識分子群體的集中而猛烈的批判，給黑沉沉的中國帶來了一個大動盪、大破壞而又充滿蓬勃生氣的奇異的黎明。對於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導者之一胡適作了這樣的描述：“整個運動，用尼采的話說，就是以價值重估為特徵的一場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要推翻一切，要嘗試，要判斷；要批評，要懷疑，根據新標準去評價舊事物。在這價值重估的過程中，任何事物，不論怎樣高貴，也不論怎樣低賤，都應重新估價。婚姻、同居、守寡、就學、基督教—沒有一樣神聖得可以不接受人們批評的東西。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懷疑、批評、反抗的時代。”

民族文化傳統本身是一個複合整體，所謂“全面反傳統”並非全盤否定其中包括富有活力的某些成分，這只是一種籠而統之、大而化之的說法罷了，其實它反對的是傳統中的主體部分、正統部分，也稱“實質性傳統”。新文化運動中有兩個突出的波峰：一個是“文學革命”，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一個是“打倒孔家店”，剷除封建綱常。教條主義，公式主義，權威主義，偶像崇拜，確實是傳統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對於提倡白話文學，領袖人物陳獨秀的態度十分堅決：“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對於孔教，他認為“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但是當時政府居然把尊孔之文寫進憲法，以一種學說一種思想一種原則為宗教，其結果必然是“敷衍民賊”，“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因此必須加以破除。知識者紛紛起而批判舊文學和舊道德，率先嚐試製作白話文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幟和靈魂，《新青年》於1915年正式改用白話刊行。在它的號召和影響之下，至1919年全國已有四百種以上報刊採用白話；1920年，北京政府*決定中小學使用白話語文教材，青少年可以呼吸到新文化運動帶來的新鮮空氣了。但是，鬥爭的道路不是平坦的。運動的先驅者在行動之前，並沒有繪製出一張周詳的地圖和日程表；他們也不曾充分考慮到，當他們向意識形態霸權挑戰的時候，會遇到怎樣的抵抗。“新舊思潮之激戰”，與其說像一場佈置停當的陣地戰，毋寧說是“遭遇戰”更適合些。但是，這批人物畢竟是英雄主義的一代，他們惟以堅強的膽魄，決鬥的意志和團結的力量，擊敗了所有的對手。從林紓到吳宓，從杜亞泉到梁啟超和梁漱溟，他們對新文學新道德的攻擊也並非完全出於“學理”，不少時候仍然像“激進派”一樣感情用事。政府歷來是喜歡保守主義者而憎惡激進分子的。當時，即有官員動員安福系控制的國會，彈劾教育總長和北大校長，並且要求*解聘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激進的教授。在保守派的壓力下，陳獨秀被迫辭去文科學長的職務，一些地方也曾一度禁止政府和學校購買和閱讀批評舊文學和舊道德的書刊。有學者認為，如果不是適時地發生了“五四事件”，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的新思想運動，將會受到政府的嚴厲的*。正如胡適後來回顧五四時反詰的那樣：“我們都是私人、個人，都沒有錢，也沒有權，也沒有力量，我們怎麼可以提倡一種東西。”革新者所依憑的僅僅是“真理”。在西方，真理一詞僅含純粹的認識論的內容，而在俄國知識分子及中國辛亥—五四的一代中，則包含了一定的社會道德內容，被視為帶有社會變革指向的客觀實在的理論依據。在鬥爭中，第一是針鋒相對，比如保守派極力讚美“國粹”，吳稚暉就稱科學為人類的“公粹”。第二是極端的，偏激的，反中庸主義的態度和方法。最突出的例子是錢玄同的“廢滅漢文”的主張，他認為：二千年來用漢字書寫的書籍多屬孔學道教之類，內容無不荒謬有害，中國文字純屬“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記號。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運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中國之救亡，“必以廢孔子，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其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主張以世界語取代漢文，並以新體白話國文與西文並用作為過渡。陳獨秀也認為廢漢文是進化公例，進而主張一併廢除中國語言，但以先廢漢文、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寫為過渡。這裡除去烏托邦的性質不說，光是這種主張本身，實施起來就足夠消滅一切古舊的經典。它的威懾作用，大約正如魯迅的關於“開天窗”的比方：你要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