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佔‘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鉅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來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谷足音，孫中山卻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系’，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當‘直奉第二次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捨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麼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御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下，向孫文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十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志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采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聖徒（saint）。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哪有什麼‘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