婿之間不快的故事時，他也向我感嘆，那時反對黨之反對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談原則，不擇手段的。這就與先進國家反對黨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當時中國政局之糟亂，亦不能專責于軍閥政府也。（參見‘顧維鈞回憶錄’，中文版，第一冊，頁一四四─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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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於東北的‘奉系’，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面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七十七頁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系’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餘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系全勝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執政’

自此奉系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於十一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後，並決定公推前‘皖系’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閒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是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馮、張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乘機再起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歷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於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後，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願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偃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制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由於張的支援，段也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於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後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省‘軍務善後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後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餘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後會議’（頗像後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和共產黨的‘人民政協’），然後透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泡製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底‘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的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職，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幹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底如意算盤，就是這麼打的。

孫中山的‘最近主張’

再者為著他的‘善後會議’善後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後，無以善其後。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桿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桿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