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擊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D。學位的老留學生，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中山先生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復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個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覺得自己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　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爭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尚餘‘萬餘佛郎’，乃乘高階郵輪，直奔遠東去者。（作者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薌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檔案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琪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給孫博士，並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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韃虜易驅　民國難建

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im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曆。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後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的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只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後，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瞭。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偽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製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只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只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其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後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後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後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於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像中製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牴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屍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麼‘誤天下蒼生者，乃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