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打毛紡業的主意了，於是雙方一拍即合，決定北方出錢出人，南方出技術，雙方合作開發河套，所以才會慫恿開戰，上杆子借錢給朝廷打仗。”他說得簡單，其實想想就知道，這背後還不知有多少報紙上的宣傳轟炸，談判代表的反覆說合呢。

但無論如何，商人出錢、朝廷出兵，已經是既成事實了，誰也不能反悔，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說起養羊來，自然沒有比蒙古人更好的牧民，所以在控制河套之後，”沈默大刀金馬的坐在炕幾邊上道：“將由晉商負責，說動蒙古各部落大面積放養綿羊，春天向他們提供糧食、工具、以及必要的生活物資。等到夏天，再以合理價格收購羊毛，這樣，一來解決了毛紡業的原料問題，二來，可以給蒙古人解決生計問題，使他們可以專心放牧，不再靠劫掠為生。三來嘛，使蒙古人在經濟上依存於大明，其實比任何關係都靠譜，而且雙方各取所需，都有利可圖，合作才能長久。”

“這樣甚至可以改變他們的生存方式，”王崇古眼前發亮道：“使他們成為大明經濟的一部分！到時候就算蒙古王公想鬧事，都不見得有多少牧民肯跟上。”

“誰說不是呢。”沈默頷首笑道：“而且毛紡織業所需的勞動力，遠超於農業生產，可以很好的幫你王總督，解決困擾甘陝已久的流民問題。”

“看來這事兒，屬下還得大力支援呢。”王崇古高興莫名道。

所謂流民，就是由於土地兼併而失去產業，背井離鄉的破產農民。這些人生存狀態惡劣，四處遊蕩，對封建統治秩序的侵蝕和破壞難以想象。總體來說，中國的農民相當勤勞，但膽小怕事，忍耐力極強，如果不是到了山窮水盡、走投無路的地步，他們是斷然不會鋌而走險的。所以大批流民的普遍出現，往往意味著這個王朝已經病入膏肓，喪鐘長鳴了。

元末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對此有最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建立本朝後，曾三令五申曰：‘耕者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併。若兼併之徒多佔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民佃種者，嚴懲不貸’並且限令王公大臣們‘其山場水陸田地，亦照原撥賜例為主，不許過分佔為己業’。甚至還做鐵榜九條申誡公侯，嚴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勢強佔官民田產。

為了阻止流民在大明萌發，使農民安心耕種，朱元璋還制定了‘路引制度’。所謂‘路引’就是通行證，需要向地方官府申請。沒有路引，就不能隨便離開土地，這樣就將農民的行動限制在百里之內。

然而事情就壞在他手裡。朱元璋對子孫的疼愛，造就了世上最恐怖的宗室數量，這些宗室後代在政治上不能出頭，就只能追求奢侈的享受，便利用對百姓和地方官府的特權，大肆兼併土地。

宗室強佔土地，其他特權階層自然紛紛仿效，文武勳貴、外戚太監、豪紳官宦，一個個互不相讓，張開血盆大口，噬咬著百姓的血肉。其結果就是……根據洪武二十六年的魚鱗冊，全國田地總數是八百五十多萬頃，到了弘治十五年，竟減至四百二十二萬頃。這減少的一半，就是被特權階層們兼併了，所以不在官冊。

這次全國範圍的清丈畝之前，大明已經有七十年未曾丈量土地了，雖然結果還遠未出來，但根據賦稅倒退，也能知道在冊土地又萎縮了一半。

其實洪武二十六年的八百五十萬頃就是個嚴重低估的數字，除了大量的未墾土地尚未被統計之外，還有大量的田產被特權階層隱匿。而現在已經太平二百年，人口暴增，山川林地，峽谷平坡，但凡能墾之地都被開發，大明的在冊畝數……或者說普通農民手中的土地卻銳減成這種程度。

結果就是大量的自耕農轉化為佃農，被迫接受地主和國家的雙重剝削，豐年尚且不堪重負，一遇天災，則徹底破產。當辛勤勞作卻不能果腹，還要揹負沉重的租稅和高利貸時，佃農們不得不紛紛逃亡。

逃亡的佃農越多，自耕農的要負擔的苛捐雜稅也就越沉重，於是有田的農民也開始大規模的棄田出逃。又因為本朝的路引制度，這些流亡到外地的農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謂的‘流民’。這種現象在全國各地都有，尤其是甘陝、河南、山西等北方省份尤其嚴重。

王崇古的防區主要在甘陝，這裡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稅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農民生活比其他地區更為困苦。這一地區又是蒙、漢、回民雜居地區，是激烈的民族鬥爭場所，各種矛盾更加尖銳，所以流民現象最為嚴重。

其實最近這些年，隨著鄂爾多斯部的式微，大明的邊防壓力東移，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