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士從生到死的福利。可是，反對黨卻沒有提出強烈的抗議，也沒有街頭流血事件。只有保守黨議員在國會和選區裡就人們的負擔能力這一課題展開辯論，聲稱改革應有所節制和按照常識辦事時。才使用激烈的言語。這一點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國民保健服務法案於1948年透過後不久，我到劍橋攝政街一家眼鏡店領取所配的眼鏡。我預料這副眼鏡需要五六英鎊。在櫃檯旁，眼鏡店老闆驕傲地對我說，我不需要付錢，並請我在一份表格上簽名。我很高興，心想，這樣一個文明社會，確實能使人民過著優雅的生活。幾個月後，我在牙科診所也碰到同樣的情形。至於學院的醫生，他連請我在表格上簽名也省了，因為我已經在他的病人記錄簿裡登記了。這又使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當然，我是英籍民，有權享受新制度給予的福利。不過，報上的訊息說，許多法國人和其他歐陸人士也紛紛到英國看免費牙醫。我想這未免太過分了。但當時法國人的確比英國人窮得多。我對英國人所進行的改革，深表欽佩。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制度本身的公平。英國政府創造的社會，使每一個人不論貧富，也不論是屬於上層、中層或下層階級，都能有相當不錯的生活水準。這期間物資仍然缺乏。戰時開始實施的糧食衣物配給制度，一直延續到50年代中期才由保守黨政府取消。但是，茶、糖、巧克力、牛油、肉類、燻肉和雞蛋的配給，卻取消不了。經濟耐用的布料市面上有的是，價格也合理，只是非憑配給票購買不可。

當時我年紀還輕，滿懷理想，根本不瞭解政府的負擔是何等沉重。更糟的是，在這麼一個平均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所感興趣的，主要是他能夠從共同資源中得到些什麼東西，而不是他應該怎樣工作，為共同資源做出貢獻。其實，個人設法多賺錢，以改善生活條件，在人類進化史上，是進步的動力。我是到60年代掌管新加坡之後，才瞭解政府負擔的沉重。小如彈丸的新加坡，比英國窮困得多，在想到要如何重新分配財富之前，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開拓稅源和創造財富。因此，當時根本無法談論重新分配財富的問題。

這期間，我從家書和英國報紙的零星訊息中，得知新加坡眼看就要發生麻煩了。馬來亞共產黨正挑起工潮和引起社會不安。罷工罷市、政治騷亂時有所聞。到1948年6月，馬共開始在內地射殺英籍樹膠園主。馬共遊擊隊又回到森林裡去，殖民地政府宣佈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而在公開的憲制舞臺上，根本看不到任何政治力量，只有一些軟弱無力、毫無骨氣、受英文教育的領袖，他們巴不得順應和討好英國統治者。我深切感到在我這一代人回到新加坡的時候，我們必須填補這個政治舞臺。我於是加人劍橋大學工黨俱樂部，並經常參加他們的集會，特別是每逢星期五晚上，工黨政府的部長到俱樂部暢談該黨向國會提出的各種綱領時，我一定出席。

難得的教訓

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變革的時代，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發揮作用的時代。一切都顯得那麼開明。工黨政府的衛生部長貝文以極端刻薄的言詞，指保守黨〃連害蟲也不如〃後，便使國民保健服務法案在國會透過。工黨也替地方當局興建了許多房屋，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它們是靠政府大量津貼，才能把租金壓低的。工黨也擴大福利的範圍，以確保〃安全網〃能照顧到所有不足以應付最低生活需求的人家。對我來說，他們的最低生活需求，跟我記憶中新加坡被日本人搞得一窮二白之前的情況相比，簡直是奢侈的享受。這是一個難得的教訓，關係到如何確保社會公正的問題。

我這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英國留學的新馬學生，完全接受了工黨政府的公平合理綱領。我們也很嚮往成熟的英國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憲制傳統和容忍精神，使得權力和財富都在和平中進行基本的轉移。我們把在英國所看到的一切，拿來同新加坡和馬來亞比較。新馬人民大多數沒受教育。報紙軟弱無力，對基本問題一概不理，只管報道重要人物的來來往往。所謂重要人物，多數是白人老闆和周旋於他們之間的本地人。總之，新馬的情況顯得落後，前途未可樂觀。

注：

①費邊（Fabian）原是古羅馬的將軍，以使用迂迴戰術聞名。19世紀8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以溫和改良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的思潮，就稱為費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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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有個奮鬥的目標

現在我才知道，我已經引起新加坡政治部的注意。我的名字將列在他們的監視名單中，原因不外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