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並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並不惶惶；而且，不但不惶惶，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校慶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作了簡短的講話，滿面含笑，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後，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往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後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裡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後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這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後，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後，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後，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地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後，他也逃往臺灣。後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並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它不復存在。後來又回到臺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後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於《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痴，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於宴席之間。死後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並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園。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後，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湧，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有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我自己已經到望九之年，距離適之先生所呆的黃泉或者天堂樂園，只差幾步之遙了。回憶自己八十多年的坎坷又順利的一生，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了。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於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並不是什麼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麼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複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隻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我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機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對我有教導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師，我不一定都聽過他們的課，但是，只讀他們的書也是一種教導。我在清華大學讀書時，讀過陳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經發表的著作，旁聽過他的“佛經翻譯文學”，從而種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種子。在當了或濫竽了一年國文教員之後，由於一個天上掉下來的機遇，我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正在我入學後的第二個學期，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調到哥廷根大學任印度學的講座教授。當我在教務處前看到他開基礎梵文的通告時，我喜極欲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難道這不是天賜的機遇嗎？最初兩個學期，選修梵文的只有我一個外國學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誤，而且備課充分，講解細緻。威儀儼然，一絲不苟。幾乎是我一個學生壟斷課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見。二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先生被徵從軍。已經退休的原印度講座教授西克，雖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講臺，教的依然是我一箇中國學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訴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絕招全傳授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