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教吐火羅語的老師西克教授。在國內的有四個人：一個是馮友蘭先生，如果沒有他同德國簽訂德國清華交換研究生的話，我根本到不了德國。一個是胡適之先生，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如果沒有他們的提攜的話，我根本來不到北大。最後但不是最少，是陳寅恪先生。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的道路，也同樣是來不了北大。至於他為什麼不把我介紹給我的母校清華，而介紹給北大，我從來沒有問過他，至今恐怕永遠也是一個謎，我們不去談它了。

我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我一向認為，感恩圖報是做人的根本準則之一。但是，我對他們四位，以及許許多多幫助過我的師友怎樣“報”呢？專就寅恪師而論，我只有努力學習他的著作，努力宣揚他的學術成就，努力幫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領導和歷史系的領導，他們再三舉辦寅恪先生學術研討會，包括國外學者在內，群賢畢至。中大還特別創辦了陳寅恪紀念館。所有這一切，我這個寅恪師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國內外研究陳寅恪先生的學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將日益發揚光大，這是毫無問題的。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個人的思想問題和感情問題。我現在是“後已見來者”，然而卻是“前不見古人”，再也不會見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無限的空漠，這個空漠是無論如何也填充不起來了。擲筆長嘆，不禁老淚縱橫矣。

1995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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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張岱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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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張岱年先生，已有將近七十年的歷史了。三十年代初，我在清華唸書，他在那裡教書。但是，由於行當不同，因而沒有相識的機會。只是不時讀到他用“張季同”這個名字發表的文章，在我腦海留下了一個青年有為的學者的印象，一留就是二十年。

時移世變，滄海桑田，再見面時已是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了。當時全國大學的哲學系都合併到北大來，張先生也因而來到了北大。我們當年是清華校友，而今又是北大同事了。仍然由於行當不同，平常沒有多少來往。1957年反右，張先生受到了牽連，這使我對他更增加了一種特殊的敬意。我有一個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凡被劃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講真話的人，真正熱愛黨的人。但是，我決不是說，凡沒有被劃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沒有被劃者遍天下，只是沒有得到被劃的“幸福”而已。至於我自己，我蹲過牛棚，說明我還不是壞人，是我畢生的驕傲。獨有沒有被劃為右派，說明我還不夠好，我認為這是一生憾事，永遠再沒有機會來補課了。

張先生是哲學家，對於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湛深的造詣，這是學術界的公論。愧我稟性愚魯，不善於作邃密深奧的哲學思維。因此對先生的學術成就不敢贊一詞。獨對於先生的為人，則心儀已久。他獎掖後學，愛護學生，極有正義感，對任何人都不阿諛奉承，凜然一身正氣，又決不裝腔作勢，總是平等對人。這樣多的優秀品質集中到一個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惟學是務，在當今士林中，真堪為楷模了。

《論語》中說：“仁者壽。”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壽者。我讀書有一個習慣：不管是讀學術史，還是讀文學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學者和文學家生年卒月。我吃驚地發現，古代中外著名學者或文學家中，壽登耄耋者極為稀少。像泰戈爾的八十，歌德的八十三，托爾斯泰的八十二，直如鳳毛麟角。許多名震古今的大學問家和大文學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歲。現在，我們已經“換了人間”，許多學者活得年齡都很大，像馮友蘭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過了九十。馮先生有兩句話：“豈止於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歲，“茶”是一百零八歲。現在張先生已經過米壽兩年，距茶壽十八年。從他眼前的健康情況來看，馮先生沒有完成的遺願，張先生一定能完成的。張先生如果能達到茶壽，是我們大家的幸福。“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賜張老十八春。”

199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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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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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週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