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型，延續了兩千多年。中國人為什麼勤勞而不富裕，其原因亦可用來說明，中國商人為什麼優秀，而很難把商業做大做強。華人的經商天賦，是得到世界公認的。中國商人的勤勞堅韌、對市場的敏感、氣魄的浩大，絕不亞於猶太人，中國從古到今，多數商人不但富不過三代，就自己那一輩子，也是“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根本的原因是兩千多年的帝政時代，不可能建立起保證市場公平交易、自由競爭的法律體系。任何市場的交易都要有一種穩定的契約執行機構，保證交易雙方的利益，否則風險無法預料，成本難以估量。而保證市場公平規則執行最強有力的只能是政府。但在在中國曆朝歷代，多數王朝不但不是公平交易制度的建立者和維護者，反而是最大的破壞者，不少官員利用權力對子民的財產——既包括小戶的一畝三分地也包括鉅商的萬貫家產予取予奪，這也是歷代王朝陷入政治危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在秦以前，商人是可以傲王侯的，財富擁有者可以對抗權力，直到秦朝剛剛建立時，朝廷還得善待鉅商。但資本是流動的，資本的流動必然要帶來人員的流動，引發思想的活躍，言論的難以控制，這和中國曆朝“固民於土”的主要社會控制形式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於是，中國曆代統治者不得不面臨這樣一個難題：既要利用商人生財，流通貨物，來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運轉，又得防止商人階層崛起帶來的管制難題。於是，歷代統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對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許商人在一定範圍內追逐利益，但絕對要打壓其政治上的訴求。明太祖朱元璋誥命商人為“士農工商”四民之末，從身份上矮化商人地位，就是此種目的。因此，商人要掙錢，尤其要掙大錢，除了巴結官府、伺候官員外別無他途，可以說，官商結盟是中國商人幾千年來做大買賣的“不二法門”。

與官家走得近，固然可以牟利，但也可以說是取禍之道。

第一百八十九章“野心家”和“奸商”的勾結

與權力結盟而致富，使其財富的獲得具有原罪，這種原罪導致一種惡性迴圈，隨著財富的增加，鉅商對權力的依附只可能越來越強而非相反，商人對政治權利的要求，從來不敢像《大憲章》誕生時期的英國商人那樣，以一種相對獨立的力量與權力握有者博弈，只能仰權力鼻息，或者用金錢支援某個官員為自己謀利。如此，與權力結盟只會使商人更加驕縱，於是，“為富不仁”幾乎成為公眾貼給富商的標籤，而權力掌握者利用“告緡令”發動群眾運動往往很有成效，在權力和民粹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商人和商業，在千年的帝政時代裡，其生長必定是畸形而艱辛的。依附權力的商人得志時威風八面，但一旦得罪了權力，頃刻就可以使其破產，甚至不保身家性命，明王朝定鼎南京後，江南首富沈萬三被朱無璋隨便找個理由抄家、充軍便是典型的例子。

當商人階層不可能成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甚至他自己最基本的人身權、財產權得不到保障時，他們怎麼可能有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古代商人一擲千金為善，多半是兩種情況，一是基於熟人社會的倫理道德造福鄉梓而獲得光宗耀祖的快感，因此那些遠離故鄉的陌生社會里，坑蒙拐騙無所不幹而暴富的商人，回到故鄉卻成為一個樂善好施的謙謙君子。二是取悅於權力，在權力的要求和暗示下“樂捐”，來支援官府的事業，當然也包括賑災、興學這類公益事業，其中當然也有一些商人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的因素，但對多數商人來說，討好官府的成份更濃。

權力對資本的過度控制，使傳統的中國商人，熱衷於向官府討一件護身的“黃馬褂”。而在這樣的環境下，是萬萬難以出現中國人的“第六帝國”的！

而“第六帝國”的出現，和西方重商主義的大環境亦不無關係！

內森顯然對這些瞭解得非常清楚，是以才會對林義哲說出剛才的那番話來。

“中國的歷代皇帝，對商人一直都是控制使用的，並且不希望過多的人從事商業，他們希望人人都是農民，固守在他們的土地上。這種思維，到現在一直沒有多少改變。我想知道，您打算採用什麼樣的方法，來改變這一切？”內森微笑著問道。

“子爵先生，中國有句古話：‘堅固的堡壘往往會從內部攻破’，因此我的入手點是宮廷——這個古老的帝國的中心，自上而下的在中國展開改革，改變這種重農主義思想，把這個國家變為重商主義的第二個兩宋。”林義哲說道。

聽到林義哲的回答，薩拉立刻明白了林義哲促成陳家捐資報效助修圓明園的用意，眼睛一下子變得亮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