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所致。乾隆總結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惡化現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發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佈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佈不久，天津就出現了大批農民，“以奉旨為名”，大規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專賣。乾隆慨嘆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賙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麼多奸民卻乘機鑽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著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聖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御製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聖人的思想，並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後，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階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於掌握了專制權力運作的真諦：在專制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託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於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治，總結說：“由此觀之，數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主持，小心把握權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執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麼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餘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裡，則變成了要麼寬要麼嚴，毫無原則，“朕於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寬。朕於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於嚴”，並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後先，人心不古，何至於茲！”

隨著經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他發現，並不是父親不願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經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和心態已經大大不同於唐宋時代計程車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乾隆發現，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官爵和財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勢”來統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並非偶然，乾隆已經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矇，百弊從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於此日者，朕必綜核於將來。”

乾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並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於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寬和仁義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重新颳起了恐怖之風。

皇后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並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陝總督慶復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乾隆於是派兵征剿。

聖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乾隆要求將領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