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破壞。一開始，他想把幾個剃頭官員一律處死，最後深入調查之下，他發現剃頭的人實在太多，幾乎無省不有，才不得不輕判。但對於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這樣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頭，他卻無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賜周學健及另一個違制剃頭的湖廣總督塞楞額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對於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當他發現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喪禮上表現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為此他甚至公然宣佈：“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並請王大臣共鑑，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爭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於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態。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平靜無事？

皇后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颳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制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面，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瞭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後人回顧歷史，發現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折點。“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為生殺予奪，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於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人際關係不協調，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制地釋放自己內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臉，他們就開始故態復萌。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蹈矩地處理檔案後，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於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剎住了的貪汙之風又開始抬頭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後，先後發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汙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汙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汙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並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後，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情可謂優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汙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髮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鉅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汙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