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旅途將帶來足夠的錢還掉我們的透支款項，然後我將放棄這種詭計，全神貫注到商業上。那天早上我又一次把唱片裝上貨車，準備去多佛，這次我比平時更隨意，檔案蓋章後我甚至沒有去渡口，僅僅開車在碼頭轉了一圈就趕回倫敦了。我急著回到“阿爾伯達”號，那是1971年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船道兩旁的蘋果樹開花了。

克里斯蒂走了，我驚慌地打電話到她男朋友的公寓，當他接電話時，我裝成了美國口音。

“我找克里斯蒂？托馬斯小姐，”我說，“這裡是美洲航空公司。”

“我馬上讓她接電話。”

“克里斯蒂，”我壓低嗓門，“我是理查德，假裝你在和一個旅行社通話，然後一旦你有空就回電話給我，去公用電話。”

“非常感謝，我會的。”克里斯蒂說完就結束通話了電話。

15分鐘後，電話響了，是克里斯蒂。

“等我1分鐘，”我告訴她。

“好了，埃迪，”我捂住話筒說，“該出發了。”

埃迪是負責裝運唱片的司機，他立刻趕去克里斯蒂男朋友的公寓。

“克里斯蒂，”我說，“你電話是多少？電話要花些時間。”

我再打電話回去，我們談了很久，我把自己能想到的故事都說了一遍，20分鐘後埃迪從公寓回來，他把克里斯蒂所有的衣服裝在一個手提箱裡，並且告訴她的男朋友克里斯蒂搬過來和我住了。

“克里斯蒂，”我說，“你最好到我這來，我有些東西給你看，是你的東西。”

我拒絕說是什麼東西，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來到了“阿爾伯達”號，向我告別，準備回美國。

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