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了阿姆頗佛斯的學業，準備去布萊頓的蘇塞克斯大學，他同意延遲入學，來《學生》幫忙。

尼克來後，《學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他開始控制現金，不再用一個大餅乾罐裝錢，那會讓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錢去買食物、飲料或大麻。尼克恰當地使用我們的銀行戶頭，核對銀行往來賬目。尼克掉了一顆門牙，再加上一頭黑色的長髮，他看起來挺兇悍，嚇住了很多討債者。

到如今，在《學生》工作的人絕大多數人只有19或20歲，有很多自由性愛的言論和實踐。過去擠在喬納森地下室的員工們，現在可以住進新房子，大家紛紛忙著營造私人空間。我在頂樓安裝了一個大銅床，沿著床欄杆拉過來一條長長的電話線，我經常就在床上談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義登記租了這座房子，這樣房東——教堂委員會——就不會認為我們把它用於商業用途。父母喜歡新聞業的刺激性，雖然爸爸是一個短髮律師，星期天還會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媽媽樂於同披著一頭長髮、一個月都不刮鬍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學期和假期裡琳迪會過來幫助我們賣《學生》，並同雜誌社的小夥子們談戀愛。

我和《學生》的一個職員黛比有一段短暫的戀情，當她告訴我她懷孕了，我們都嚇壞了，不知如何處理一個嬰兒。黛比決定去墮胎，打過一些電話後，發現很難安排，黛比不能在國家保健醫療機構流產，除非她能證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們瘋狂地給所有醫院打電話，試圖尋找解決的方法。當我們找到一個私人醫生幫忙時，我們發現費用要400多英鎊，我們沒有這麼多錢；無計可施，終於一個伯明翰的醫生願意以50英鎊幫我們做這個手術。

手術後，黛比和我意識到一定有很多年輕人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窮途末路，如果你能透過一個電話號碼打聽到合適的醫生，這肯定會讓情況大大好轉。除了意外懷孕，還有其他問題，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卻害怕向你家庭醫生承認，又或者離家出走而無處容身……我們列出一大堆學生們面臨的問題，決定就此做些事情。我們預備給出我們的電話熱線號碼，蒐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醫生的名單。

“把你的難題交給我們”是學生諮詢中心的口號。我們在牛津大街分發小冊子，在《學生》上做廣告，不久電話開始來了。許多醫生、包括國家醫療機構和私人醫生，都同意免費或者低收費來提供服務，於是我們建立一個人們想求助的專家網路，許多電話是有關懷孕和避孕。

學生諮詢中心開始比《學生》雜誌佔用更多的時間。我早上每小時得同3個意圖自殺者談心，然後建議懷孕的女孩去找醫生看病，或者寫信指導那些正擔心自己得了性病卻不敢告訴父母或去看醫生的人，我們的工作是幫助那些陷入麻煩卻又無處可去的人——然後用僅剩的時間打理雜誌。我們要處理的最大問題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聽著他人的故事，我意識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關係是多麼幸運，他們從來不審判我，而是支援我，經常表揚我的長處，絕不批評我的短處。

同時有學生諮詢中心和《學生》雜誌，在阿爾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亂，白天黑夜裡任何時候都有人進出我們的房子。因為鄰居們的抱怨，教堂委員會的巡視員經常來這檢查我們是否進行任何商業活動。這些檢查如同西倫敦滑稽劇，讓人產生定期焦慮。委員會在檢查前24小時通知我們，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學生》雜誌的同仁和媽媽立刻忙碌起來：所有的電話堆進一個食櫥；雜誌的職員拿出油彩和畫刷，穿上工作服，開始在牆上作畫；媽媽帶來琳迪、8歲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當教堂委員會抵達時，他們只見一群畫家興高采烈地裝

修房子，所有傢俱都用防塵罩包紮著。

教會巡視員會看著這歡快的家庭畫面，他們尷尬的撓撓頭、誇凡妮莎可愛、和我的媽媽友好地談話。只要他們一消失，媽媽回家，我們扯開防塵罩，插上電話，重新開始工作。

這一切結束在我們忘記拆電話的那一次。到那時他們已經來了5次，也一定開始有點懷疑。當他們留下來喝完茶準備離開時，兩個電話在櫥櫃裡面狂響起來，一片可怕的沉默。

“聽到什麼了？”我馬上借題發揮，“你們能聽到那個電話嗎？這些房子的牆太薄了，我們可以聽到隔壁的所有活動的聲音。”

巡視員大步向前，拉開櫥櫃門。5部電話、1個接線總機和大把電線全部從他頭頂上滾落下來，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線總機。阿爾比恩大街44號的一切結束了，《學生》雜誌不得不另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