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山的早期唱片店一樣的時尚地位，全市的青少年蜂擁而至。東京的消費昂貴，所以青少年很喜歡在維珍度過一個便宜的下午，聽音樂，聊天，購買唱片。消費者在東京大賣場平均的逗留時間是40分鐘，大大超過了人們在麥當勞吃頓飯的時間。它簡直是我們七十年代初銷售理念的延伸，每天有一萬名顧客，它的成功超出了我們的期望。

1988年到1990年的兩年內，維珍的每一個子公司都同日本公司進行合作，包括世家、丸井、西武集團和富士產經。我也準備加入在日本另一項冒險：佩爾和我計劃第二次熱氣球之旅，從日本起飛，飛越太平洋到達美國。

當佩爾告訴我他的擔憂時，已經太晚了，當時我們正坐在去日本的飛機上，他坦白說他沒在壓力室測試飛行艙，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證它能承受四萬英尺高空，如果在那個高度窗戶爆裂，那麼我們只有七八秒鐘戴上氧氣面罩。“必須保證氧氣罩唾手可得，”佩爾以他慣用的保守口氣說，“當然，如果另一個人在睡覺，那麼只剩三秒鐘戴上面罩，另三秒幫別人戴，還有兩秒鐘調整。”

“事故發生前有徵兆嗎？”我問。“如果飛行艙減壓，會突然起薄霧，你會聽見尖叫，感覺肺要被吸出胸膛從嘴中跳出來。”

當記者問我這次飛行的危險時，我敘述了佩爾的話：“你知道，飛行中我們得有一人保持清醒，所以，我們不能使用當年飛越大西洋時用的非常舒服的維珍航空椅，而是向英航索要了他們的兩把椅子。”

起飛定在11月，此時穿越太平洋的急流最為強大，然而，這也是海洋一年中暴風雨最多的時候。我們計劃從日本起飛，立刻就會到海面上，接下來的航行距離是飛越大西洋距離紀錄——三千英里的兩倍多。

佩爾的助手已經帶著熱氣球和飛行艙到了起飛地點——位於日本南部的小鎮，根據計算，這裡恰好在急流層下方。到達的那天晚上，我收到了湯姆的電話，自從飛越大西洋後，湯姆同佩爾分手，邁克代替了他，但是湯姆一直關注佩爾的動態，非常擔心。

“你們將會死在水裡，”他告訴我，“你的第一選擇是準備一次安全的海上迫降。即使到了大陸，60％的可能是身處黑暗，在11月，北美夜長15個小時，尤其是你們去的地方更靠北。你們無法在黑暗中著陸，因此不得不繼續飛行15個小時。即使以每小時30英里，你們會深入內陸1000英里，肯定會陷入不幸；你們還得假設出現暴風雨的情況——很難一直有平靜無風的天氣。在了北方，很多人被限制在船艙裡等待天晴，所以你們的搜尋援救隊到位了嗎？總之，即使一切進行順利，你們的飛行仍然非常危險。我在這件事情上的最後一句話，上次飛越大西洋雖然成功，但是最後仍然完全失控，幸虧你們兩個都活了下來。你們在飛行中教會了自己如何駕駛熱氣球。在大西洋，你們迫降，也許能碰上附近的船隻，而在太平洋，你們會死定了，要麼在海上死去，要麼在黑暗中著陸。”

我放下電話，汗流浹背。電話再度響起，是瓊，今天是霍莉8歲生日，她說：“我一直在寫日記，爸爸，當你回家時，我們可以交換日記。”“好的，親愛的。”我邊說邊努力壓制自己的情緒。

當我向佩爾提到如果我們在海上迫降，將沒有生還的可能時，他同意。　“我們不需要去投健康保險，”他漫不經心地說，“只需要人壽保險就行了。”

當佩爾的隊伍在飛行艙裡安裝電子系統時，他和我仔細檢查飛行操作。很難相信我們兩個要再次被關在這個飛行艙裡，周圍全是小配件，但它們是同外界聯絡的唯一方式。

太平洋上的急流狀態同大西洋上的完全兩樣，大西洋上空的急流是V狀急性氣流，像一個倒三角，隨高度變得越寬，風速變快，讓你逐漸加速，在一萬英尺高空，氣流的速度可能有50英里，到了兩萬七千英尺將達到100英里，以此類推，熱氣球可以順溜而上；太平洋上的

急流卻是個惹人討厭的傢伙，它是亞熱帶氣流，像一根單孔電纜，在兩萬英尺高時，氣流還完全靜止，兩萬五千英尺還是原樣，可到了兩萬七千英尺，你會突然碰上速度100到200英里之間的急流。從來沒人乘熱氣球飛越過太平洋，危險太大：當我們熱氣球的頂部撞上急流時，熱氣球會被吹離下面的飛行艙，即使沒有分離，也會有巨大的顛簸，設想一下飛行艙速度是5英里而熱氣球速度有200英里，像突然被一匹千里馬拖著狂奔。一旦設法進入了急流，它裡面有一個直徑大約為4000英尺的空洞，我們必須監視高度計，時時保持這一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