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趣。復活節假期，我決定以媽媽為榜樣開始掙錢。當時我家剛從山姆裡·格林區的一頭——東村搬到另外一頭，那兒四處散落著許多穀倉、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遊說尼克加入計劃，他也從約克郡的學校放假回來，我們計劃在空地上種下400棵聖誕樹，下一個聖誕節前它們會至少長到4英尺高，那時我們就能賣掉它們。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這件事，對半分成。

那個復活節，我們犁地，在農場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樹種。我們盤算著如果它們都長到6英尺，我們就每棵賣兩英鎊，這樣我們就從5英鎊買樹種的初始投資上，獲利800英鎊。接下來的暑假，我們去看這些聖誕樹，卻發現除了一兩個小樹枝冒出地面以外，其餘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們瘋狂地報復，獵殺了很多兔子，一一剝皮，　1先令一隻的價格賣給當地的屠夫，但是離我們計劃中的800英鎊還差的遠。

聖誕節，尼克弟弟得到的禮物是一隻相思鸚鵡，這引發了我另外一個偉大的商業機會：養鸚鵡！我可以整整一年都賣它，而不只是在聖誕節前夜。我計算出它們的售價、會長得多快、飼料花多少錢，並說服爸爸建了一個大鳥舍。

爸爸不情願地建好了鳥舍，鳥兒長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當地的需求，即使山姆裡·格林區的每個人從我這至少買了兩隻鳥，我們仍然還有滿滿一鳥籠。一天，我收到媽媽的信，告訴我一個壞訊息，老鼠咬爛了鳥籠，鸚鵡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後，媽媽才向我坦白，她已經受不了每天清洗鳥籠，因此有一天她故意開啟鳥籠，所有的鳥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這些構想沒有賺錢，它們教會了我數學。我發現只有當我用實在的數字解決現實問題時，數學才對我有意義。只有在計算得種多少棵聖誕樹，或者喂多少隻鸚鵡時，數字才會變得真切，我才喜歡用它。但在教室裡，我仍然是一個數學上的大傻瓜。我曾經作過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測試，我不能對其中任何數學問題集中注意力，人們一點都不知道這些智力測試經常是由一些學者憑空想出來的，這些學者對於外界的問題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喜歡做真正的商業計劃。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輸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間，我和喬納森開始討論如何改變學校的規定。雖然當時才15歲，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變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學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認為規則需要打破，斯托學校擁有的規章制度和軍隊一樣多——在我和喬納森　·吉姆斯看來，它們中的許多條款是過時的、漫無目標。我和喬納森尤其地如下規定感到憤怒：當校隊在其他學校比賽時，任何一個不參加比賽的人必須去觀看比賽。雖然我們可以每天下午去圖書館，卻被強迫在每個星期六看校隊比賽。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為膝傷，我一定能入選校隊，這令我倍感沮喪，我寫信給校長：“我反對被迫觀看比賽，這純粹是浪費時間。如果有人不能夠參加校隊，他應該有權利利用自己的時間。我知道這嚴重違反了傳統，但是我堅持己見。如果這看球賽的450人不把時間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來擦白金漢宮的窗戶，他們的收益也一定超過‘觀看他人獲得什麼東西’”。

另外，我試圖改變學校的用餐制度：

“我覺得要改善斯托，我們應該首先從社交上著手。許多男生渴望從有趣的談話獲得知識。談話最好的是時候是在吃飯時，但是在斯托，這是不可能。因為我們在大堂裡面吃飯時，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著同一個人。所以，我建議食堂裡可以自由選擇食物、自由入座，這樣不會浪費食物，還可以使你裁減至少一半的義大利和西班牙服務生。”

校長建議我把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喬納森想建立另一份觀點新穎的雜誌。我們想廢除勞役、體罰、強制性的教堂禮拜、看比賽和學拉丁文。所有的這些想法過於“革命”，無法在校刊《死拖人》（《史託人》）上發表，校刊的名字看起來倒是挺適合這些長期受罪的學生。

然後我們同其他有相似規章的中學聯絡，慢慢地，創辦一家校際雜誌的想法產生了。我在筆記本上記下各種名字：《今日》《焦點》《1966》、《摩登不列顛》和《訪談》；寫出我想要出版的東西，然後又再計算盈虧，這使我領略到數學包含的趣味。

我從《名人錄》上搜集到250名社會名流的名字，在電話簿上找到潛在的廣告客戶。我也寫信給懷特·史密斯（注：英國最負盛名的書籍連鎖店，零售網路遍及全世界），問他是否能讓我的雜誌上架。這樣，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