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關係的變化。當傳統的行為模式帶著其全部的道德豐富性——以及不平衡的性別權力——被現代性的內部指涉秩序所取代時，性與繁殖的分離和繁殖的社會化便得到了發展。同時，當過去“自然的”東西愈加社會化並部分成為直接結果時，個人活動和相互作用的領域便開始得到根本的改變。性是說明這些變化的隱喻，也是它們表現的焦點，尤其是在反射性自我規劃方面。

經驗的隔離把個人與一些主要的道德參照點分離開來，在前現代文化中，社會生活就是根據這些參照點來維護秩序的。在這些文化中，與自然和與傳宗接代的關係都由傳統的實踐形式和具有宗教內涵的倫理符碼來協調。內部指涉系統的引申把個人保護起來，使之不受人類生活的生存界限的干擾，但卻對這些生存界限提出的問題未予解答。可以認為，性使我們接觸那些已經失去了的經驗領域，從而獲得了強制的性質，以及興奮和危險的氛圍。其極樂或許下的極樂的諾言具有“倫理激情”的迴響，這正是超驗象徵主義的靈感來源——當然，不同於生兒育女的性的那種培養起來的性慾，很久就與宗教性相關了。

結論

如我所說，現在幾乎沒有人讀賴希或馬爾庫塞的著作了。然而，他們各自幻想的非壓抑性秩序仍保有一些美的成分，而把這些美的幻想僅僅打入忘卻的冷宮則根本不是明智之舉。如性激進分子所聲稱的，性是進行根本政治鬥爭的領域，也是獲得解放的媒介。賴希和馬爾庫塞都強調，一個非壓抑性社會應該是性越來越脫離強制性的一個社會。因此，解放假定在可塑性性徵普遍化的語境中行動的自治性，僅就解放創造一種個人生活的倫理學這一點而言，它與性放縱相區別；這種倫理學使幸福、愛和對他人的尊重三者的結合成為可能。

性激進分子假定，甚至在我們開始思考這種事物狀態之前，一個雙重的革命秩序就是必不可少的。社會必然要經歷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巨大的心理變化也將是必要的。然而，如我所說，如果性壓抑首先是與性別權力相伴為伍的社會隔離問題的話，那就要換一個側面來看待事物。我們沒有必要坐等一場社會政治革命來推進解放事業，這樣一場革命也不會有所助益。革命過程在個人生活的基礎結構中已經在進行。？密關係的變化推動著心理的和社會的變化，而從潛在意義上說，這種“自下而上”的變化可以透過其他更公開的制度擴散開來。

我認為，性解放可以成為對社會生活進行大規模情感重組的媒介。然而，在這個語境中，解放的具體意義並不像性激進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是一些實在的心理特性或行為模式。更有效的是從程式上來理解，將其解作對個人進行激進民主化的可能性。在我看來，談論性解放者必定談論性民主。這裡，關鍵的不僅僅是性。個人生活的民主化作為一種可能性從根本上引申到友誼關係，而關鍵的則是引申到父母、孩子和其他親屬的關係上來。

作為民主的親密關係

私下領域的民主化在今天已不僅成為議事日程，而且已在純粹關係的保護之下成為一切個人生活的隱含性質。民主在公共領域的培養大體上首先是男性的事——婦女最終主要透過自己的鬥爭也能設法參與進來。個人生活的民主化是一個不甚明顯的過程，這恰恰部分由於這個過程不是發生在公共領域，但其含義卻同樣深刻。迄今為止婦女在這個過程中一直髮揮著骨幹作用，即便如在公共領域中一樣，其終極益處是面向每一個人的。

民主的意義

首先值得考慮的是正統的民主意味著什麼，或可能意味著什麼。關於民主再現等的特徵問題存有很大爭議，但在此我不想涉及這些問題。如果要對各種政治民主的方法加以比較的話，如戴維·赫爾德所表明的，那麼，大多數方法之間都存有共同因素。本章第一部分我追述赫爾德的思想。見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政體出版社，劍橋，1986。這些共同因素都旨在穩定個人之間“自由和平等的關係”，從而促進一些結果的產生：

①為人們發揮潛力、表現不同個性創造條件。這裡的主要目標是，每個個人都應該尊重其他人的能力及其學習和加強自身稟賦的能力。

②保證不濫用政治權威和武力。這假定了在某種意義上決策是由受決策影響的人來協商的，即便這些決策是由代表大多數人的少數人制定的。

③個人參與決定相互聯絡的條件。這種情況的前提是，個人接受其他人判斷的真實合理的性質。

④擴大經濟機會，發展可利用資源——這包括這樣一個前提，當擺脫了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