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高逸鴻兄買冬莧菜籽，寄到後即在此下籽，無出者……

陳達教授種的蔬菜，不是不出，就是被動物偷吃。教授為了生計種菜，收成不好。食物匱乏，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

種菜種糧，自力更生，不僅陳達教授一家，還有更專業的。

從1941年開始，美國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在中國的上空作戰數百次，成為令日軍膽寒的“空中猛虎”。1943年的秋天，昆明的空襲威脅解除了。此後，聯大教師陸續搬回到城裡居住，但是中國戰場的情況並不讓人樂觀。1944年，中國軍隊在戰場上一潰千里，大批外來人口又一次湧入昆明，人口的激增導致了昆明物價的再次飛漲。

即便是住在唐家花園的終生未娶的單身教授陳岱孫、金嶽霖，和未帶家眷的單身教授陳福田、朱自清，也為生計發愁。由於物價上漲，買菜的錢也不夠了。於是，他們在唐家花園廢棄的苗圃開闢菜園子。陳福田寫信給檀香山的美國親屬，從美國郵寄來菜子。大家推舉李繼侗作為負責人和指導，種菜自給。植物學家李繼侗當種菜組組長，這是最佳選擇，生物系有個講師沈同當“種菜助理”。所有的教授就出力，澆水，施肥。昆明的天氣非常溫和，一種，菜長勢喜人。菜豐收了，自己動手，大夥開伙做菜，吃起來格外香。

除去唐家菜園，那時，聯大的許多人家都有一個這樣的小小菜園，用來解決部分的食物。而化學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種花，就種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劍蘭）來賣。

誰動了教授的米麵

1938年春，經過一個多月的顛簸，周培源一家終於抵達昆明。周家從郊外租借了被稱作“馬家花園”的住宅。房東是一位馬姓團長，西式宅院，堪稱豪華。宅院寬大，一家住宿頗為闊綽。於是，周培源夫婦，便邀請新婚不久的任之恭、陶葆檉夫婦入住。

這裡一提任之恭、陶葆檉的特殊婚禮，七七事變之後，北平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中，他們於7月28日在北平結婚，馮友蘭為其主婚。就在這一天，宋哲元的軍隊撤退，北平失守。當天晚上，城門關閉了，他們在清華預備的新房也沒有用，北平就淪陷了。喜慶與驚恐相伴隨。這個特殊的婚禮給宗璞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她將這個情節寫入她的小說《南渡記》。

周、任兩人均是清華學校赴美留學返校任教的物理學家，他們經歷相似，志趣相投，患難之際，共處一院，相濡以沫，其樂融融。後來，任之恭在回憶這段生活時，苦難裡不無歡悅：

房子的生活設施極好。不僅如此，周是一個南方人（即來自中國的南部），而我的妻子碰巧也是南方人。結果，兩個南方人非常能幹而且勤勞，而北方人（我和周的妻子）只能坐享我們的兩位“吃苦耐勞”者提供的安逸。後來我們甚至有了一個很不錯的廚子。他烹飪的豬肉我們非常喜歡吃。他烹飪的方法是在地上挖個坑，在坑的兩頭支上木棍，架住乳豬，用一種原始但有效的旋轉方法來燒烤。我們享受著他做的美餐，但到後來我發現他“欺騙”我們的技巧不亞於他的烹飪天才，讓他買米，他把其他東西墊在米桶底部，上面再放上米。看起來好像很滿，從而將其餘的錢侵吞。後來我們把他解僱了。［1］［1］任之恭《一位華裔物理學家的回憶錄》，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2版

任之恭還遇到一次比失竊更糟糕的經歷，從昆明回大普集的路上被人搶劫。

那時，清華特種研究所的教授，同時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他們兼顧著科研和教學的重任，經常在大普吉和城邊學校之間的道路上奔波。雖然有公路，但他們無車可乘或無錢坐車，進城上課主要靠走路，要從大普吉步行到黃土坡才能搭上馬車，當時有腳踏車的是極少數人。治安很差，回來晚了有危險。

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課後，天已經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兩個散兵，他們不僅搶走了任之恭的腳踏車和為家中買的一袋面以及其他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還把任之恭捆綁起來後逃走了，任之恭的雙手被綁在背後，只好慢慢地走回家。

遊國恩：米讓挑夫挑走了

1942年暑假，遊國恩（澤承）應好友羅常培邀請，到西南聯大及北大中文系執教。遊國恩是《楚辭》研究專家，1926年就出版研究專著《楚辭概論》。遊國恩在西南聯大任教時，主要講授《中國文學史》。

由於日本飛機經常來犯，聯大教師多住在鄉下。遊國恩住在離城二十里的龍頭村。鄉間住宅條件差，有時甚至漏雨，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進城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