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乃穆也在文章中闢謠：“至於有人說什麼捕得碩鼠十多隻、邀來研究心理學的同事和學生數人分享，為了學術研究、夫人勉為其難等等情節，就全屬於傳聞，失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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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太太請客

清華大學圖書館“活字典”唐貫方在三校聯合後，曾負責搬運清華大學珍貴古籍南遷。在昆明時，他們一家疏散到離城二十里的昆明西北郊的梨煙村（梨園村）。梨煙村的東北方約四五里，是大普吉，兩地相隔著大片農田。那裡新蓋有一院住房，是清華理科各研究所的所在地。附近還有個小普吉，因此合稱為普吉。和大普吉隔街斜對過的是陳家營，是另一個清華家屬疏散地。在陳家營，散居有黃子卿、聞一多、餘冠英、華羅庚等教授家。潘光旦一家疏散到大河埂。

唐貫方經潘光旦介紹，在昆明圖書館兼了一份差，每月可以得到幾鬥米，生活條件有了改善。在唐貫方之子唐紹明的記憶中，清華大學的家屬非常團結，誰家有好吃的，送給同事分享，在炮火紛飛的年代，這樣的場面非常溫馨：“母親常拿米磨成米麵，做廣東糕點送人，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蘿蔔糕’，聞起來怪怪的，吃起來很香。潘光旦太太對人和善，樣樣為人設想，常從大河埂到梨煙村來串門，每次都帶來一些江南小吃。任之恭太太和我母親也常來往。1945年我們家先搬回城，任太太特地送來一籠屜熱氣騰騰的包子，為我們送行。”

潘光旦的太太趙瑞雲請清華大學家屬和孩子們聚會，給唐紹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難忘一次大河埂聚會。主人是潘光旦太太，專門邀請李家院子全體家屬，包括大人和孩子，去她家做客。那是一個獨院，位於大河埂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坐北朝南，院子北邊是一座二層木樓，他們住在樓上，前面是院子。這一天，原本不大的院子擠滿了人，小孩子更是鬧成一團。潘太太準備了各種菜餚，大家自己動手做著吃。我還是頭一次看到麵筋是怎樣從麵粉中做出來的，感到新鮮和好奇。潘太太還事先向門前田主買下田裡一茬蠶豆，這時發給每個小孩一個籃筐，領著大家到田裡摘蠶豆。我們專撿嫩的摘，不管是生吃還是做菜，都特別香。［1］［1］唐紹明《我心中的“金三角”———抗戰時期疏散生活瑣記》

隨著時光流逝，這段記憶愈加清晰。唐紹明晚年回首昆明艱難歲月，感慨萬千：這種抗戰“牙祭”，既飽了大家的口福，還增進了彼此的友誼。這是同甘苦、共患難的友誼，是平等的真情，是戰時艱苦環境的產物，這無論在戰前或戰後都是不多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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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種菜

陳達教授及其同仁在昆明從事過中國較早、規模較大的人口學調查研究。1938年秋，清華大學成立金屬、無線電、航空、農業和國情普查五個特種研究所。國情普查研究所旨在“收集關於本國人口、農業、工商業及天然富源等各種基本事實，並研究相關問題，以期對於國情有適當的認識，並就研究結果貢獻於社會”。陳達參與了該所的籌劃並受聘為研究所所長。據陳達的記載，該所原址設在昆明青雲街169號，“臨翠湖，頗幽靜”。學校和研究所重視人口研究。在經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學校每年撥款四萬元支援研究。國情普查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課題選擇呈貢縣進行開展，得到當地的支援。於是，該所為了避免日寇飛機轟炸，遷到呈貢文廟，陳達教授一家也隨之疏散到呈貢。

戰時生活困難，陳達教授為養家餬口，率領妻兒，荷鋤戴月種植蔬菜。他在回憶錄《浪跡十年》中寫道：

今年餘家在文廟後開闢菜地八塊，崇聖祠前兩塊，每塊不過寬一丈，長一丈六尺。略述如下（一）廚房後種白薯和刀豆，刀豆由余和旭清（按：陳達之子）下籽，成績不佳，白薯尚好，諒可收七成。（二）西門內種刀豆及荷包豆，荷包豆種籽由李悅立縣長送來，共四十粒，出苗者五粒，目下開花即已結實者僅二棵。（三）西門內往東，種刀豆、包穀、洋芋，成績不如去年。（四）李福昌舊種菸草地，今年餘改種蘿蔔、茄子、辣子。茄子恐不能結實，辣子不到三成，蘿蔔僅出十五棵。（五）往東，種刀豆，成績甚佳。（六）往北，種黃豆，被馬吃過兩次，今雖又長，但恐收成不佳。（七）北牆邊，每年餘種西紅柿……今年由莫剛老師增秧五十，種後先由松鼠偷食其莖，結實後松鼠又食其果……（八）屋東，種西紅柿及南瓜，西紅柿今年有黑病……南瓜為毛蟲所食……（九）屋南即崇聖祠前，種西紅柿及冬莧菜……幾乎全軍覆沒。（十）屋東南，雨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