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的禮品，或者炫耀文學的技巧，信筆書寫，可以無中生有，逢凶化吉，誇死者，也誇自己。因此許多理應“蓋棺論定”的人和事都不能“蓋棺論定”，社會上還流傳著種種的小道新聞。

然而關於馬宗融大哥，大概可以蓋棺論定了吧。三十三年來在多次的運動中未見有人出來揭發他，也不曾為他開過一次批判會。他雖然死亡，但死後並未成為聖人，也不見一篇歌頌他的文章。人們似乎忘記了他。但是我怎麼能忘記他呢？他是對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聽見人講我的壞話，他也會跟人打架。我不想在這裡多談個人的感情。我從來不把他當做聖人。他活著時我常常批評他做得太少，不曾把自己的才智貢獻出來。他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拾荒》，和用文言寫的《法國革命史》（也是薄薄的一本）；還有兩本翻譯小說：屠格涅夫的《春潮》和米爾博的《倉庫裡的男子》，字數都不多。我知道他的缺點很多，但是他有一個長處，這長處可以掩蓋一切的缺點。他說過：為了維護真理顧不得個人的安危，他自己是這樣做到了的。我看見中國知識分子的正氣在他的身上閃閃發光，可是我不曾學到他的長處，也沒有認真地學過。過去有個時期我習慣把長官的話當做真理，又有一個時期我誠心奉行“明哲保身”的古訓，今天回想起來，真是愧對亡友。這才是我的欠債中最大的一筆。

懷念馬宗融大哥（4）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我怎麼還得清呢？他真應當替我擔心啊。我明白了。那一團火並沒有熄滅，火還在燃燒，而且要永遠燃燒。

一月二十九日寫完

《隨想錄》日譯本序

日本東京築摩書房要出版《隨想錄》的日文譯本，主持人柏原先生和譯者來信徵求意見，並要我為日譯本寫一短序。我感謝他們把我的著作介紹給日本的讀者。我回信說，還有一位刈間先生也在翻譯這兩本小書，我也同意了。至於寫序的事，我說身體不好，寫字困難，不寫什麼了。

我講的是真實情況。但是回信寄出以後，傍晚在院子裡散步，我想起了這兩三年的生活和著作，特別是那兩本引起了強烈反應的《隨想錄》，我的心也不平靜。我擔心日本的讀者不一定理解我的用意，覺得我應該向他們講幾句話，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掏出自己的心。

我說過我要寫五本《隨想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意外地“闖進”文壇，探索了五十多年，在結束文學生活之前，我應當記下我對藝術和人生的一些看法，我個人的獨特的看法。透過了幾十年的創作實踐，經歷了多少次的大小失敗，我總算懂得一點創作的甘苦吧，我也有權向讀者談談它們。

日本的讀者也知道我們經歷了十年的浩劫，但是這浩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可能也講不清楚。我以為不是身歷其境、不曾身受其害、不肯深挖自己靈魂、不願暴露自己丑態，就不能理解這所謂十年浩劫。兩年前我在東京同木下順二先生對談，我說我們吃夠了苦頭，可是別的國家的朋友免掉了災難，十年浩劫是和全人類有關的大事。我們的慘痛的經驗可以幫助人們瞭解“極左”的空話會把人引到什麼地方去。我又說，古今中外的作家中，誰有過這種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慘痛的經歷呢？我們沒有一個人逃掉，大家死裡逃生、受盡磨鍊，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寫下我們的經驗，不僅是為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為了下一代，更重要的是不讓這種“浩劫”再一次發生。我對日本作家說我們歷盡艱辛，也可以引以為驕傲。去年九月在巴黎一位法國漢學家對我說：“你們遭逢了那樣的不幸，卻能夠堅持下來活到今天，值得尊敬。”我說：“我出盡了醜，想起來自己也感到可笑又可悲。”他嚴肅地堅持說：“還是值得尊敬。”我聽說那個時候在巴黎也有人搞起“五月風暴”。

他的聲音還在我的耳邊。我要求的並不是“尊敬”。我希望的是心的平靜。只有把想說的話全說出來，只有把堆積在心上的汙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幾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講得明明白白，我才會得到心的平靜。

我經常思考那位漢學家的談話，我感覺到在十年的慘痛生活中我並不是一無所得，我的心靈中多了一樣東西。它是什麼，連我自己也說不明白。但是它在發光，它在沸騰，它在成長。我也要挖出它來，才能結束我的《隨想錄》。

是的，我還要續寫《隨想錄》。我是從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寫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靈魂。必須挖得更深，才能理解更多，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難。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