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種累進辦法。例如，如果畝產量1石的土地為糧銀7厘，而年產量2石的土地，糧銀就不只是1分4厘，而是1分8厘或2分，畝產量越高，累進數越大。

閻錫山在晉西實行田賦徵實的政策，每兩糧銀的負擔是徵一（石）、購二（石）、附加三（石）、馬料四（鬥）、村攤糧五（鬥），這尚不包括臨時攤派。

“兵農合一”推行兩年多的時間，共劃份地156385份，編耕作小組151685組，共抽常備兵70190人，把176520個國民兵和編入耕作小組的65萬多男女老少，　全都束縛於土地上。

如果說“兵農合一”提出時還有解決兵源和軍糧，維持抗戰的一面的話，那麼，它的實施則完全是建立在對廣大農民進行強行統治的基礎上的。在“兵農合一”制度之下，農民負擔日益加重。原規定田賦徵購和省、縣、村攤糧、抗戰負擔30％；地租；種子肥料一切鋪墊15％；餘糧50％。可是優待糧花、馬料、民調糧等均未計算在內。實際上一份地的負擔超過50％（高者達80％）。例如孝義縣一、二區，每畝產量最高者小麥1官石2鬥，最低者4官鬥，平均約為8官鬥（240斤）。每畝糧銀9分4厘，假定每份地60畝，共計糧銀5兩6錢4分，應納田賦、地租、隨賦負擔、及調節購糧麥或米1官石，每兩7石3鬥，每份地共41石1鬥7升2合。再加每份地飼料3石3鬥，種子1石9鬥5升，共計46石4鬥2升2合。按平均產量8鬥計，每份地若收糧48石，除去負擔費用，所剩無幾，僅可餘糧1石5鬥7升8合。　如果產量達不到平均數，則再無餘糧，或者入不敷出。

對於這一切，閻錫山心裡十分清楚。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閻錫山為了慰藉晉西人民，特頒釋出告，豁免田糧。佈告雲：

抗戰八年，本長官率晉綏軍，屯駐晉西，所帶軍隊，較抗戰前增添二倍，晉西人民當晉綏人民二十分之一，田賦當三十分之一。以兩倍的軍隊在此……地區，屯駐八年之久，經過大小戰役11681次，加以人民每年4個月的抗戰義務勞動，且役齡壯丁三分之一全服兵役，生產人員減少，食糧及義務人員加多，男人義務做工，女人義務做軍服。向來男耕女織，今成為女耕女織，全體男女老幼，背送餘糧、草料、柴炭、械彈、器材，以及供應軍隊吃飯喝水，抬送傷員，……八年之久，始終如一，……今日戰事行將結束，茲決定凡徵一借一以上之縣村，今年一律豁免秋征，並呈請中央凡徵一借三之縣村，一律豁免三十五年（即1946年——引者注）田賦一年，以慰我晉西人民愛國熱忱！

此佈告雖然是為了安撫民心，但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閻錫山推行“兵農合一”政策，給晉西人民所帶來的巨大災難。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閻錫山不僅將“兵農合一”當作解決兵源和糧食的途徑，而且將之視為“開展政權”的唯一武器。閻錫山告誡他的幹部：“兵農合一”不只是補兵的問題，或者是實行物勞主張，而且是打破共產黨地下組織，鞏固“同志會”組織的唯一好辦法。其方法是透過“兵農合一”，先取得領份地的役齡壯丁和獲得利益的人的同情與支援，然後秘密地發展地下組織，如此逐步發展，建立起地下政權，奠定“兵農合一”的政治基礎。

這樣，“兵農合一”也就由先前的支援抗戰徹底走向其反面。

二、與日勾搭（1）

白　壁　關　會　談

日本軍方在軍事上對華進行全面進攻的同時，試圖用政治手段瓦解、誘降中國軍隊。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制定了一套所謂“謀略計劃”，其中規定對中國各派地方軍，進行瓦解和誘降工作，其中把對閻錫山軍的瓦解工作秘密代號為“狸工作”。1939年中國派遣軍總部成立之後，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將對閻錫山誘降的“狸工作”更名為“伯工作”，並由日本華北方面軍專任其事。

當時，日方判斷：“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的懷柔招撫工作，在分裂瓦解重慶將領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對其他方面的影響很大。”日本陸軍省、興亞院及中國派遣軍總部對該項工作“頗為重視”，並聯合“領導了該項工作”，具體責成華北方面軍第1軍執行此項任務。日方認為該項工作的主要目標在於：“透過閻錫山的加入南京政府（即汪精衛南京偽政府——引者注），以促使抱機會主義態度的反蔣將領挺身而出，從而開啟重慶政權崩潰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傳，以期有利於促進中國事變的處理。”

1940年2月，田中隆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