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界限的地方，就不需要保守秘密，而界限越分明，洩露秘密的機會就越小。那些既需要保守秘密，又有比較容易洩露秘密的地方最容易滋生恥辱。因此，恥之所以可以在日本發揮如此大的威力，就因為日本社會呈現出一種曖昧的結構，集團和集團間的界限若有若無。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之際，發表的演講題目就是《我在曖昧的日本》。

“無意識”的背離規範是恥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將恥和罪區分開來的標準之一，因此，人的意圖也會影響社會秩序的組成。警察在審訊犯人時，總要探究犯人的犯罪動機，以此來分析他行為的產生，要想清楚為什麼人會做出某種舉動，就必須弄明白他的行為意圖。社會秩序是社會世界觀的一種表現，社會秩序本身就反映著一個社會對自然、人類和社會的看法，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相應的就是皇帝至高無上、一言九鼎的君主專政制，和“自由、民主”意識相應的是資本主義政黨制度。人的意志總是會受世界觀影響，國家也是一樣。人們對規範的遵守、違背都會受到世界觀左右，和世界觀的內容一起變化。因此要考察日本的恥文化，除了分析恥產生的社會條件外，還有必要分析日本人的思想意識，鑑於每個歷史時期人們的世界觀都不盡相同，日本的恥文化也並非一成不變。

四、對“命”的信仰（1）

日本人不厭其煩地為每一種超凡力量起名，然後將其作為自己心靈的一部分，像敬仰神靈般敬仰力量。他們對神靈的尊敬不只限於對神靈的供奉，更多地表現在生活態度上，他們願意遵照神靈的意旨生活，讓自己更加強大。

2000多年前，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告誡人們“敬鬼神而遠之”，在平民百姓和虛無縹緲的鬼神間，人們要“以民意尤近當先”。一度將中國儒家學說奉若至寶的日本人卻沒有為“遠鬼神”的告誡影響，對神靈的信仰是日本人的特徵之一。在他們看來，物質和心靈是曖昧的，並沒有分明的界限，世界的各個角落都有神靈存在，只是肉眼凡胎的常人看不見、體察不到罷了。人總為要不要信鬼神這樣的問題困擾，不信難免有失落感，信又會徒生不少恐懼，神靈體恤人的心情，便非常小心謹慎地不在凡夫俗子中顯露真身。但對那些鬼神的堅定信仰者來說，神靈也會感受到他們的誠意。

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笛卡兒曾不無驕傲地說：“我思故我在”，人有思想，這是他身為萬物之長的前提，人有靈性，所以才能成為地球上最了不起的生物。如果一個人失掉了思想，泯滅了靈魂，便會被形容成“行屍走肉”，和只知分裂的阿米巴蟲沒有兩樣。

猴子會模仿，寵物知道察言觀色，但只有人類會思考，只有人會鑑賞藝術，思考自然生生不息的秘密，讓人類造就出燦爛文化的不僅是大腦的活動——思考，還有心靈。文化是人內心世界的反映，要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首先要參透他們的內心，唯其如此，才能在領悟迥異的民族文化上有所收穫。

在古代中國，思想和心靈被哲學家們融為一體，那時的古人把心當成人精魂所在，人思考的中心，強調心外無物的“心學”也在日本一度流行，儘管這種將心腦混為一談的說法早已為現代科學否定，但今天的人們還是習慣用“心”來形容“思考”，正如人們常常為天才們的思想驚歎一樣，人們也會為深邃博大心靈的人折服。

日本人相信神的存在，但當他們第一次看到佛祖的塑像以及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穌像時，還是頗為震驚，在日本人的印象裡，神靈只會不知不覺地主宰著人的命運，溝通著人的心靈，而絕不會在人前現出真身。日本諸神是為人仰望的，他們與凡間保持著微妙的距離，有神裔之稱的天皇為彰顯“神性”，也隱藏在迴環曲折的深宮中，懶問人間世事。正當中國人在寺院最顯眼的地方供奉主神時，日本人依舊堅信越高等級的神，越不喜歡被人一睹真容，在日本的神社中，“靈驗”的神像多被放到隱蔽的地方。日本人的神靈，似乎尤其偏愛隱居生活，不喜歡被凡夫俗子打擾。

發端於中國的禪宗到日本後，迅速與日本文化融合，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禪說“見性成佛”，要求人透過心靈的修煉，發現真實的自我，而這發現真我的所有的過程都發生在人的內心中，因此，達摩祖師才會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沒有外在條款、語言文字的約束，中國的禪和日本人信仰神的方式兩相契合，二者都堅信宇宙之靈，萬物之神隱藏於神秘的“無形”之中。當人登高遠眺，為自然美景震顫，當人回顧漫長浩瀚的歷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