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動機未必就是專為個人利祿打算也。

（72）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對古德諾所謂「勸袁稱帝」這段公案有極深之探討，對古氏亦甚不諒。見郅玉汝講。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七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頁一二三～一六六。筆者亦嘗自美國國務院檔案中覓出古氏給袁氏之保陳原件。讀之深覺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贓。古氏之原意是：一、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頭政治；二、承繼式的寡頭政治至少較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為佳（未及帝制也）；三、當時中國尚不能民選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選為佳，亦即國民黨當年的舊政協與今日大陸之政協方式也。當另論之。

（73）正因同盟會時代這一階段政治運動的主題是「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袁世凱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擁護民國，因此主題完成，革命再無必要，勁頭頓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勢。也是當年國民黨內外所一致公認的形勢，包括中山自己，非張謇、嚴復等少數人之意也。（參見前引李劍農《政治史》上冊八、九講章）事實上，收拾那時的殘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連其黨內之紛亂也無法統馭，財政更臨絕境，遑論全國。甚至胡漢民都勸他讓位予袁。但是中山畢竟有個時散時合、新陳代謝的「革命黨」。這個革命黨的政策雖時在變動，而中山由於有百折不撓的個性，故始終保持了中國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於是，在其黨內的地位與日俱增，權力與日俱大。等到「中國國民黨」在俄國布林什維克支援之下改組時，他竟在黨內享有「最後決定權」。國民黨乃由一個普通政黨轉為一個獨裁的革命政黨。也就是胡適所說的「甲式政黨」和「乙式政黨」之別了。見楊承彬著《胡適的政治思想》（臺北，商務，一九六七）頁一五二。中山由於其不屈不撓的精神，堅信其主義是救國救民的絕對真理，所以機緣一到，他便東山再起了。

（74）據蔣永敬教授估計，辛亥前十次起義，各方捐款總數不過六十二萬港幣（約三十一萬美元）。而鄭憲教授之估計則更低於此數。吳相湘教授則說：「興中會時期，孫先生並沒有得到檀島或美洲地區洪門會員的資助。」（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六四五）。又說：「革命黨在華僑社會的中下層階級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礎。上層華僑對革命的支援，則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時。至外人對革命的援助，並不具重要性。」（同上，頁六四七。吳的話是根據張玉法教授等之研究報告，張現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吳之綜合報告，見上引孫傳第二篇第十七章。）

（75）中山對幫會時有微辭，但指名批評金山致公總堂則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鄧澤如書。信中有一段說：「金山致公總堂雖系洪門，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然向多老朽頑固，向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寧，數月之前猶大反對同盟會之籌款」云云，見鄧澤如珍藏《孫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跡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廣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見首卷。

（76）參見上引陶菊隱著前書及拙著《李宗仁回憶錄》第三、四兩編。

（77）孫中山和陳炯明之間的矛盾，系孫主張參加北洋軍閥的混戰而率師「北伐」。陳則主張暫在兩廣「保境息民」之後再圖大舉。見李劍農前書下冊頁五六五～五七四，並參閱康白石著《陳炯明傳》（九龍，文藝書屋，一九七八）聯省自治章。康白石為筆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適由於同情陳氏模範省之主張，在北方撰文呼應。稱陳之叛孫為「革命」而引起擁孫派之大不滿。散見《努力週報》；亦親聞於胡適自述。

（78）終中山之世。廣東甚或廣州尚為孫氏自己招徠之「客軍」所盤踞。客軍將領橫徵暴斂，從不受孫之約束，孫對之亦無可如何，並見注（76）。

（79）據陶菊隱言，孫公認為反桂之炮聲一響，省內粵軍便會蜂起驅逐桂系軍閥。孰知粵軍及民團竟無應者。見上引陶書第四冊頁六七～七〇。又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三二〇轉引邵元衝文。

（80）此節筆者所論只是「行為」而未及「動機」。作「誅心之論」，現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則自當別論也。

（81）在中國傳統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諸侯數十人，然後強凌弱，眾暴寡，諸侯漸次減少，終至定於一尊，這是傳統的「分久必合」的程式。此一程式在現代史上更形複雜，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脫舊套。

（82）「以俄為師」之孫公名言，首見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