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免其族人會懷恨在心將來做出報復之舉。”

劉澤坦然道：“蕭建犯罪，自有律法懲處，族人並未與之同謀，何罪之有？我想蕭氏族人也應當可以明白這一點，就算他們想挾私報復觸犯律法，一樣要受到律法的制裁。經此事後，我更明白律法之重要性，我計劃在徐州範圍之內，公佈實施《民法典》、《刑法典》，與《禁械令》同時施行，這是草案，諸位先看看，議一議，有不妥之處還可修改。”

《禁械令》在平原時就已經實施了，對於抑制豪強士家有著顯著的效果，接手徐州之後，劉澤就一直準備找機會推行這項法令。但他深知，禁械法令對於士家豪強而言，基本上等於是與虎謀皮，冒然推行的話只能遭到各家士族的瘋狂反對，甚至陷入刀兵危機。所以他一直在等待一個機會，一個和誅滅平原劉平一樣的機會。

蕭建等人的叛亂無疑是一個最佳的時機，三大士家敗亡之際自身難保，根本就沒有反對的能力了，而糜家也已經接受了禁械法令，並主動地將八千武裝家丁以陪嫁的名義獻了出來。四大豪族搞定之後，無疑給劉澤推行《禁械令》鋪平了道路，雖然徐州境內大大小小計程車家勢力沒有上千也有八百，但大多數都是實力較小的中小士家，糜蕭王呂四大家族如果接受禁械法令之後，這些小計程車家肯定沒有一家敢站出來公然反對，禁械法令的推廣和實行前景一片光明。

本著趁熱打鐵的原則，劉澤這次一下子將《民法典》和《刑法典》推了出來，這是他早計劃已久的但一直沒有機會實施的東西，《民法典》的核心意義在於民眾的生命權不再被漠視，任何人在律法的框架之外都不能隨意剝奪別人的生命，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等；《刑法典》的核心意義在於律法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地實現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徹底地打破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這個千古陋習。

這兩部法典雖然沒有否定君權至上，但對千百年來儒家所奉行的那種君權神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些至高無上的君權理念無疑是一種挑戰。法治大於人治，是這兩部法典的核心意義所在，任何人包括君主都不能逾越法制的範疇，律法是大於一切的存在。

如果還是太平年月，劉澤是斷然不敢將這種東西拿出來的，但現在是亂世，皇權已經被削弱到可有可無的地步，許多諸侯的領地之內，百姓也只知道有諸侯還不知道有皇帝，也可這麼理解，在徐州境內，劉澤便是這裡的王，尤其是平定了幾大士族的叛亂之後，劉澤的權力空前膨脹，在徐州可以無所欲為。

但劉澤沒有成為徐州土皇帝的意願，他更願意把這種權利拿出來分享，將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置於律法的束縛之下。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平等的，或富或貧，或貴或賤，但任何人在律法面前，卻又是平等的，任何人都無權凌駕於律法之上。

徐州士家對兩部法典的態度是又愛又憎，愛的是律法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窮人那來的財產，這一條簡直就是給有錢人量身打造的，有這條律法，他們的財產便可以得到保護，任何人都沒有權利非法侵佔。憎得是世家豪族的特權進一步地喪失掉了，窮人的命也值錢了，生剮存留再也不能由他們任意而為，他們的行為都要受到律法的約束。（未完待續。。）

第354章　絞刑架下

每一個文明進步的腳印都是沉重而艱難的，劉澤不想在這個關鍵的時候選擇退縮，堅持己見，經過在幕僚和官員之中幾度地爭吵，反覆地修改，《民法典》和《刑法典》最終定稿並在徐州張榜公佈，與兩個法典同時公佈的還有《禁械令》。

沒有什麼比平定一場叛亂更能獲得威望了，此時的劉澤，不僅坐穩了徐州牧的位子，而且威望在徐州五郡範圍內也達到了鼎盛，無人敢攢其鋒。在這種情形下，劉澤使用半強迫的手段推行三項法令，雖然民眾尤其是士家有普遍的牴觸情緒，但無人敢步蕭建的後塵，法令得以順利地推行下去。

以人治的手段推行法治的內容，倒讓劉澤有點哭笑不得，觀念原本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想要打破舊的觀念豎立新的觀念，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螃蟹總得有人要來吃，劉澤已經下定決心，這第一口的螃蟹他是吃定了。

同時對蕭建、曹宏、王俊、呂揚四人的判決也下達了，蕭建等四人被判處謀反叛亂罪，執行死刑，並處沒收全部財產。本著首惡必懲脅從不問的原則，參與叛亂的近萬餘名俘虜全部被免除了死刑，不過死罪雖免，活罪卻難逃，萬餘名俘虜被髮配去屯田營。

至於陶應，錦鷹衛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