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不閉戶”的現象，在電視機熒光屏上我卻看見了審判盜竊殺人犯的場面，別人說這不是主流，他說得對，但他說的“美妙”裡總不能包括盜竊殺人吧。爭論起來是很麻煩的事，何況我缺乏辯才！

所以我只談我自己的事。首先回顧我的過去，我隱隱約約記得的是在廣元縣知縣衙門裡的事情，這是最早的回憶！那個時候我不過四五歲，人們叫我“四公爺”（即四少爺），我父親在二堂審案，我常常站在左側偏後旁聽。這說明我是個官僚地主的少爺。我從小就不滿意這個現狀，覺得做少爺沒有意思，但當時我並沒有認為生在大戶人家是“出身不好”，更談不到立志背叛自己的階級。我只是討厭那些繁重的禮節，而且也不習慣那種把人分為上等人與下等人的“分類法”。關於禮節，有一次我祖父在成都過生日，我的父母在廣元慶祝，要我叩頭，我不肯，就捱了一頓打。幸而我的父母當時不懂得“無限上綱”，打過就算了事，還允許我一生保留著對禮節和各種形式主義的厭惡。

至於說到“分類法”，我對它的不習慣（或者可以說不滿意）表現在我喜歡生活在所謂“下等人”中間，同他們交朋友，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他們比較所謂“上等人”像老爺、少爺、老太爺之類心地單純得多，善良得多。當時我絕沒有想到什麼“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我喜歡到聽差們住的門房裡去，到轎伕們住的馬房裡去，只是因為我熱愛這些人，這時我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孩子了。在我們家裡人看來這是“不求上進”、“有失身份”的舉動。可是沒有人向上面打小報告，我祖父、父親、叔父們都不知道，因此也不曾橫加干涉，我照舊在門房和馬房裡出入，一直到我祖父死後，我發現了大門以外的廣闊的世界，我待在家裡的時間就少了，不久我考進了外國語專門學校的補習班。

以上的話只是說明：一，我不曾受過正規的教育；二，我從來不安於現狀，總想改變自己的現狀。我家裡“上面的人”從我祖父到我大哥（我大哥對我已經沒有任何權威了）都希望我做一個“揚名顯親”、“有錢有勢”的人，可是我不會走那條現成的路，我不會讓他們牽著鼻子走。

從我生下來起，並沒有人命令我寫小說。我到法國是為了學一門學問。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會在巴黎開始寫什麼小說，結果兩年中什麼也沒有學會，回國後卻找到了一樣職業：寫作。家裡的人又再三叮囑要我走他們安排的路，可是我偏偏走了沒有人給我安排的那一條。儘管我的原稿裡還有錯別字，而且常常寫出冗長的歐化句子，但是我邊寫、邊學、邊改，幾十年的經驗使我懂得一個道理：人從沒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條路來。

這幾年來我常常想，要是我當初聽從我家裡人的吩咐，不動腦筋地走他們指引的道路，今天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的結局我自己也想得到，我在《寒夜》裡寫過一個小知識分子（一個肺病患者）的死亡，這就是我可能有的結局，因為我單純、坦白、不懂人情世故，不會討好別人，耍不來花招，玩不來手法，走不了“光宗耀祖，青雲直上”的大道。倘使唯唯諾諾地依順別人，我祖父要我安於現狀，我父親（他死得早，我十二歲就失去了父親）要我安於現狀，我大哥也要我安於現狀，我就只好裝聾作啞地混日子，我祖父在我十五歲時神經失常地患病死去，我大哥在我二十七歲時破產自殺，那麼我怎樣活下去呢？

但是我從小就不安於現狀，我總是在想改變我的現狀，因為我不願意白吃乾飯混日子。今天我想多寫些文章，多完成兩三部作品，也仍然是想改變我的現狀。想多做事情，想把事情做好，想多動腦筋思考，我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雖然我的成績很小，雖然我因為是“臭老九”遭受“四人幫”及其爪牙的打擊和迫害，可是我仍然認為選擇了文學的道路是我的幸運。我同胞兄弟五人，連嫡堂弟兄一共二十三個，活到今天的不到一半，我年紀最大，還能夠奮筆寫作，是莫大的幸福。這幸福就是從不安於現狀來的。年輕時我喜歡引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家喬治·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現在我又想起了它。這十幾年中間我看見的膽小怕事的人太多了！有一個時期我也誠心誠意地想讓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成為沒有自己意志的機器人。我為什麼對《未來世界》影片中的機器人感到興趣，幾次在文章裡談起“它”呢？只是因為我在“牛棚”裡當過地地道道的機器人，而且不以為恥地、賣力氣地做著機器人。後來我發現了這是一場大騙局，我的心死了（古話說“哀莫大於心死！”），我走進“牛棚”的時候，就想起義大利詩人但丁的《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