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的冤案、為拉里—託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著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裡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著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裡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裡搖頭嘆氣。這樣說，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說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裡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裡說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匯總。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幹戶”，無法找人幫忙，反正只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著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只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二月三日

一顆桃核的喜劇

《家》的法譯本序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後，有個朋友寫信問我，在按語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繼承人吃剩的是怎麼一回事。我現在來談一下。

首先讓我從《往事與隨想》中摘錄三段話來說明這件事情：

在一個小城裡還舉行了招待會，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個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臺上。官員中間有一個喝飽了酒的高個子馬上走出來，這是縣陪審官，一個出名的浪子。他從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進衣袋裡去。

招待會之後，陪審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親口咬過的桃核送給她，太太很高興地收下了。然後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裡，又到第三位太太那裡——她們都十分歡喜。

陪審官買了五個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滿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為她那顆桃核是皇位繼承人留下來的

在“四害”橫行的日子裡，這種“喜劇”是經常上演的。不過“皇位繼承人”給換上了“中央首長”，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別人，桃核給換上了別的水果，或者其他的東西如草帽之類。當時的確有許多人把肉麻當有趣，甚至舉行儀式表示慶祝和效忠。這種醜態已經超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們的表演了。我們在某一兩部影片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蹟。除了這種“恩賜”之外，十多年來流行過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來，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鑼打鼓半夜遊行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是從哪裡一下子跳出來的？我當時實在想不通。但是後來明白了：它們都是從舊貨店裡給找出來的。我們有的是封建社會的破爛貨，非常豐富！五四時期這個舊貨店給衝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給保護